97岁的吴孟超是我国著名肝胆外科专家，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从医70多年，拥有自主创新重大医学成果30多项，创建我国肝脏外科论基础，主刀完成包括我国第一台中肝叶切除术在内的16000多台重大肝脏手术，使我国肝脏疾病的诊断准确率、手术成功率和术后存活率均达世界领先水平，肝癌患者术后最长存活已达45年。如今全国肝胆外科的专家和医生中，八成以上都是他的学生。

　　采访这天，吴老身着蓝色海军礼服，胸前佩戴着党徽，精神抖擞，笑容温暖。回忆过往岁月，他饱含深情，“选择回国，理想有了深厚的土壤；选择从医，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选择入党，人生有了崇高的信仰；选择参军，成长有了一所伟大的学校。”吴孟超说，这四个正确选择决定了他一辈子的幸福，“如果说有什么成功秘诀的话，就是这几条路走对了！”

　　我每天看十几份报纸，从《解放日报》到《解放军报》，还有《参考消息》《科技日报》，了解到我们国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很自豪。

　　国家不强盛，咱们的腰杆就不硬。国家强盛了，个人才能有好的发展。我1940年从马来西亚回国，1949年同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第二军医大学工作，至今已经70整年。

　　现在看来，回国、学医、入党、参军，这四条路的正确选择让我能真正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我庆幸自己的选择，也永远感激党和国家，感谢部队这个大家庭对我的教育培养。

　　用实际行动去抗日救国

　　1922年夏天，我出生在福建闽清的一个小山村里。因为家境贫寒，在我3岁时，父亲就背井离乡到马来西亚割胶谋生。5岁那年，妈妈带着我和弟弟远涉重洋，到马来西亚诗巫投奔父亲。

　　从七八岁开始，我也在橡胶园里割胶。割胶只能夜里进行，那时我们凌晨两点出发，手上戴一个灯，条件好的能戴个头灯，每天要割几十棵树，收完胶常常早上六七点才收工。

　　在异国他乡，我跟随父母卖米粉、做苦力，受尽当地英国殖民者及其帮凶的压榨盘剥，15岁时好不容易才进入一所华侨学校半工半读。这所学校就是马来西亚华侨办的光华初中，“光华”就是“光耀中华”之意。从那时起,爱国的种子,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也传到了马来西亚。华侨领袖陈嘉庚领导华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校园里掀起一波又一波革命浪潮，我也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夏天，我们初中毕业，按惯例要由校方和家长出资，安排学生聚餐。我是班长，把钱收齐后，就和副班长林文立商议：能不能取消聚餐，把省下来的钱捐给抗战将士？这个建议，得到了全班同学的拥护。

　　于是，一笔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名义捐出的抗日捐款，通过陈嘉庚送往抗日根据地——延安。

　　令人惊喜的是，在毕业典礼时，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朱德、毛泽东的名义发来的感谢电。校长和老师激动万分，立即把电文抄成大字报贴在公告栏上，这件事引起了全校的轰动。

　　这封电报点燃了我们的激情——到延安去，到抗日前线去！1940年春天，我约好6个同学，历时一个月经新加坡、越南，从云南入境，回到了祖国怀抱。

　　可是，我们却把困难想简单了。那时，通往延安的道路已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大家不知道延安在哪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延安。无奈之下，我只能留在昆明当地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几年的高中生活,我们是在躲避日本鬼子的炸弹中度过的。一开始没有经验，飞机一来，我就把白色的外套顶在头顶乱跑。也就是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吴佩煜，她后来成为我的妻子。

　　1943年，我和吴佩煜双双被同济大学医学院录取。接下来几年，我们随校迁转于云南、四川和上海。

　　1949年，我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时，恰值解放军即将解放上海。当时我正在实习，参加了救治解放军伤员的工作，三天三夜没离开手术室。

　　当外科医生也是为了争口气。毕业时，学校负责分配的那个教授说：“你的个子这么矮，能干外科吗？”我很不服气，立志非当外科大夫不可。当时华东人民医院招聘医生，我顺利考取。

　　我亲身经历了上海解放的时刻。那天早晨非常安静，我走到街上一看，一排排的解放军战士睡在街道旁，没有任何扰民行为。我的决心更加坚定了：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要成为解放军的一员！

　　1951年,华东人民医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我成为了一名军医。1956年3月28日，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12日，我正式参军，被授予大尉军衔。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忍不住流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