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

　　历史学者，作家。蒙古族，1972年4月生于辽宁。

　　2012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历史学博士毕业，师从葛剑雄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合作导师为秦晖教授。现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出版《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专著近20部，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2010年在央视《子午书简》讲述《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2013年6月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系列节目，收视率创年度最高。2016年《张宏杰：曾国藩24锦囊》音频节目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线。

　　新著《曾国藩传》3月由磨铁出品。

　　【手记】

　　对张宏杰有印象早在十数年前。网上读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几个篇章，其中《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魏忠贤》，写到幼年的大明皇帝，“其实是个活在太监和宫女堆儿中孤独的孩子”。

　　一句话让我记住了张宏杰。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2006年出版，登临全国新书排行榜许久。2006年张宏杰就已在《当代》杂志开设“史记”专栏，学界、书界都声名大噪。那时，他本业还是东北某地建设银行一名职员。

　　时间过去，一晃十年。听闻他一本本书出版，书都挺厚，书名都挺长。闹“选题荒”焦虑的时候，朋友张越说过：“你就该写张宏杰这样的人。”

　　多年后才读到张越为他写过的荐词：“我看过的中国历史书大多可分为两类。一是所谓‘严肃的’：相当学术化，无个性无情感无生命力。一是所谓‘通俗的’：相当野狐禅，特爱讲政治阴谋宫廷秽闻，成全中国人民崇尚‘厚黑’的阴暗心理。极少数历史书属于第三类：既有学术研究又有价值观支撑，还有温暖的人性关照和有个性的表达，张宏杰的书属于这一类。”

　　上个月，《曾国藩传》出版。做访谈功课才发现，他的简历已经变成：“2012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历史学博士毕业，师从葛剑雄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合作导师为秦晖教授。现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我居然还一直以为人家是“民科”。

　　3月17日下午，在西西弗书店北京莱佛士店见张宏杰。新书分享会前匆匆20分钟群访，分享会后交流环节站起来提问，十几年“访缘”就这么慌张地有了第一次。张宏杰好像十几年未变，形神俱在，淡定从容。时届中年，仍未被岁月夺神的脸和身材，望之安心。

　　中国有“文史兼通”的传统

　　业余历史写作水平不低

　　北青报：您什么时候变成名校毕业了，我怎么印象里您是“民科”？

　　张宏杰：我本来就不是毕业于名校。我是在复旦读博，但我的本科是东北财经大学。大家知道，东北财经大学不算是什么名校，在财经类是很有特色的大学，有时候分数也很高。但是总体来讲，远远算不上是一所名校。

　　北青报：在海关写历史出名的那个不是您哈？

　　张宏杰：海关那个是当年明月。

　　北青报：哦，同行不相轻，当年明月对您评价不低呢：“我最早读的张宏杰的作品，是他2003年出的那本《另一面》。那本书让我觉得震惊。和那些传统的历史书籍截然不同，在这本书中，除了史实之外，吸引我读得欲罢不能的是人物以及人性。……历史是有人性的，也是可以为人所理解的，这一切，我在张宏杰的笔下看到了。”

　　那您最早是做什么的？

　　张宏杰：我最早是在银行，在建设银行呆了12年。

　　北青报：大家是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知道您的，印象中您是“明史”起家。现在写《曾国藩传》，是因为到了人大清史所吗？

　　张宏杰：我的这个写作兴趣跟正规的学术研究关系不大。不管是到人大之前、到人大之后，还是在读博或者做博士后期间，我所有的写作都完全沿着我自己的兴趣爱好。包括遇到的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导师，我也都很幸运，他们对我都很宽容，容许我沿着自己的兴趣来开展。我在复旦读博的时候，我学的专业是历史地理，按理我应该写个历史地理方面的东西，但是在这个领域内我没有找到兴趣点，所以还是写了一个纯历史范畴的东西。那么我的导师葛剑雄老师也积极地到研究生院给我争取。

　　到人大工作之后，我写东西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我写了一本《顽疾》，分析中国历史上腐败与反腐败的规律。这个也完全是自己感兴趣。然后又写了《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2和3，分析曾氏家族，现在又出了一本《曾国藩传》，这个实际上都跟我的工作没啥关系，都是在以前我写的东西上的一个延伸。

　　北青报：我采访过湖南的谭伯牛，也是研究曾国藩和湘军这块儿的。他跟您比起来算是“民科”，您怎么看待历史研究领域这种“素人”的参与？

　　张宏杰：历史这个领域的“民科”，和物理、化学这些领域的“民科”可能还不一样。据我所知，像物理学界的这些“民科”，可能十有八九是不怎么靠谱，像“我推翻了一个什么定律”“创造了一个什么定律”这种，你可能不用细看很多东西就知道它是不怎么靠谱的。

　　历史它的门槛和别的领域的门槛不太一样。特别中国又有“文史兼通”这样一个传统，你像《史记》这类东西里头也有大量文学性的写法。实际上过去中国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是文学家。所以文史是在一起的。

　　中国的文史传统比较深厚，你像谭伯牛老师，我感觉他是业余历史写作者当中比较好的。因为他本身对这块儿是真的感兴趣，他也花了大量时间来浸淫其中，所以能写出很多很好玩儿、很有趣，然后内容也靠得住的作品。对什么感兴趣就写什么，他也知道读者感兴趣的地方在哪儿，写的东西可能就比较生动活泼一点儿。

　　比起《战争与和平》

　　中国大部分历史小说都在幼儿园阶段

　　北青报：最早看您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印象特别深。您写那个皇帝，您写他其实是生活在宫女和太监中一个孤独的孩子。您这种特别人性化的视角，对人心理和性情的关注，这个特点从您很早的著作里就表现出来了。我想知道，您是怎么样就有了这样一种眼光？有没有说从哪里得到了一个什么启发？

　　张宏杰：其实我感觉，就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把一个历史人物当成人去写，其实这是一种常识，本来就应该如此，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历史，几千年来就一直，或者把人写成神，或者把人写成鬼，就不会把人写成人。

　　好比我翻了大量的曾国藩年谱、曾国藩传记，有一个特点，大家基本都不写曾国藩考秀才失败过七次，都不写曾国藩到北京当官之前到处去打秋风、到处去筹钱。就这些似乎是比较庸俗，或者不利于描写“高大上”形象的，一律给删除，不让读者知道。我感觉这样体现出来的就不是一个真实的曾国藩。

　　中国人写人，或者把他写成一个劳模，一点儿缺点没有，或者把他写成一个罪犯，一点儿好处没有。实际上这是一种比较同质化、比较幼稚的思维方式。作为一个今天的人，头脑应该足够宽阔去容纳这个人身上的优点和缺点，包括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领导、同事、父母，我们都知道他们身上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们是能够理解这种存在的，所以今天的写作也应该比原来更复杂一点。

　　北青报：章诒和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归为“历史人物另类传记手稿”。她说：“作者或许没有西方学者那么明确的既是学术的又是思想的写作意向，但他那种以正常的声音来叙述历史事件、描画历史人物的写作状态和方法，令人兴奋不已。例如他笔下的海瑞是很好的一个清官，但与此同时，还是个偏执症患者。”我觉得这个“正常的声音”的提法很有意思。

　　张宏杰：谢谢章老师。写作过程当中给我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托尔斯泰和他的《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历史小说，它对人的心态把握比较准，而且层次比较深。跟它比起来，中国大部分历史小说，都处于一个小儿科的水平，都在幼儿园阶段。

　　北青报：您的书以读起来流畅见长，从严肃的史料到生动的讲述，这其间您是怎么做到的？

　　张宏杰：我现在经常感觉，你把一本书写得学术化、写得看起来很高大上、很高冷，这个并不难。相反你要把这些内容、比较艰深晦涩的文字，用比较流畅通俗的话讲出来，而且讲得不是特别复杂，可能别人用几页去写的，你能用几段去给它写明白，把整个脉络清晰地呈现出来，这个我感觉更难。我不敢说我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但这的确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

　　说实话我自己就不爱读那些特别难读的学术著作。但是我们中国社会处处都有鄙视链，大家感觉读那个难读的书，好像阶位就比较高；一个东西如果特别好读，你一天晚上读完了，觉得水平不高。我感觉恰恰相反，背后下的功夫一样、发现的内容一样的情况下，你能用特别通俗的语言把它讲出来，这才是更高的功力。

　　在这方面你花多长时间都是值得的。我在写这个《曾国藩传》的时候，关于他“天津教案”还有“剿捻”的这个过程，我都分别写了大概10万字，但是最后我压缩到只有两万字，甚至一万多字。剩下的七八万字就全扔了。因为大量琐碎的细节，我了解了，我没有必要一一向读者去呈现。损失那么多字我也不感觉可惜，读者用最短的时间能够了解完整的历史就可以了。我想删节比往上铺陈，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