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从“现实题材”层面说，我们在来稿中发现，文稿所写的“现实”与“现场”有明显出入，构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况。名为“当下”的叙写，其实是十年八年之前的故事，自己神宅于阁楼之上，以“慢”为傲，“梦里不知人换世，买珠犹自说京华”。对时世的客观了解和深度认知，也是文学的责任所在。如果相关题材作品里看不到基层治理的实际、新基本矛盾的存在和新人的成长，仍遍布着胡挖乱采的山地、活跃着弄权欺民的村长……如果编辑也不“较真”，刊物版面就会被这样的作品滥砍盗伐。无论做批评家还是当编辑，对时代中的世情人心永葆真诚认知的热情和行动，有时候比读书看稿件重要得多。

　　何 平：再看你之前的《人民文学》历任主编，他们要么是和你一样的批评家，要么是诗人、小说家，这可能也是《人民文学》和其他文学期刊不一样的地方。这种“复合”身份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人民文学》的刊物传统？你觉得批评家办刊物会不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办刊视野？

　　施战军：前辈主编都是大家，都是榜样。前辈们是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学问家，但是从《人民文学》角度看，他们最重要的身份是编辑家。不说太远的吧，小说家王蒙、刘心武主编时期，刊物中评论文字很活跃；批评家李敬泽主编时期，刊物上的评论文字很少。这些都很难简单地看作编辑家之前某个身份的影响。其实，相对于创作来说，编辑过程是最早也是最严的批评活动，不仅体现在稿签中，还体现在与作者交流修改意见和具体的编校程序之中，尽管不一定能留下多少批评文字，但编辑所为，是付诸行动甚至深植作品中最深入最实在的批评。批评家未必能有机会成为编辑家，但编辑家一定是批评家。

　　何 平：作家有所谓“文学史中的写作”的说法，作为办刊时间这么长的一家文学期刊主编，你的办刊实践也可以说是“刊物史的办刊”。“刊物史的办刊”不只是因袭传统，而且要创造和生长出新传统，你是怎么做的？

　　施战军：4年前，《人民日报》也对我有过一次访谈，题目是《摆渡经典入瀚史》。我当主编从2012年4月开始，马上就整整7年了。想想这些年，一直努力去做到的大概是这8个字：稳中求进，守正创新。

　　常规的栏目比如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非虚构、诗歌、新浪潮等都一直保留，并力图把各体裁最好的作品能够在《人民文学》刊出。当然，新尝试不是没有，比如曾编发两次“科幻文学辑”、两次“武侠文学辑”，反响还都不错。每年第八期基本上是军旅文学专号，第六期以少儿文学为主。今年仍然是这样，今年的特色，主线是与新中国70年相关的精选细编的现实题材作品，还有科幻长中短篇作品、自然主题多体裁文学专辑等。

　　何 平：记得创刊60周年的2009年第7期《人民文学》600期专号是一个青年作家专号，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当时的主编李敬泽说：“文学期刊要改革，要有弹性。”事实上，我们看《人民文学》办刊史一直以“培养新的文学力量”为己任。当然，我理解的“培养新的文学力量”不仅仅是发现青年写作者，还有对新文学生态的培育。套用“人设”这个词，现在这么多刊物，《人民文学》办成怎样的刊物是有自己的“刊设”的，这既是传统使然，也是当下的审慎选择。怎样的作者尤其是年轻作者，能进入你们的编辑视野？你们会为他们做什么事？

　　施战军：对热情支持我们的作者，我们首先抱以感激之情，也有多次来稿而没能用的作者成了我们的朋友，他们也出了很多好主意。仅靠来料加工肯定是不够的。发现了一个年轻人的好作品当然是特别开心的事，如果从未刊稿上发现一株好苗子，那更高兴。编辑参与年轻作家的文学成长，已经不是新鲜事，却一直是一个极好的传统，也在新时代得到了传承发扬。文学新人是我们的活力征象，“新浪潮”栏目是专门给第一次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的年轻人的，“90后”栏目开设较早，好几个后来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第一篇作品发表于此。时不时我们还会有青年小说家专辑、青年诗人专辑推出。

　　怎样的年轻作者与《人民文学》缘分更近呢？其实也没有一定之规，自然率真而不自骄任性、撒欢而不撒娇、首先写给同代人看的而不是向父兄辈模仿讨好的，都欢迎。无论多大年龄，有个性很重要，活气和热力、具备写作的大格局和对人与世界的整全性认知的自觉，更是非常重要的。

　　何 平：在做《人民文学》主编之前，早在上世纪90年代你就参与文学期刊的策划，比如“70后作家”“联网四重奏”等等，在当时和对当代文学史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你当时做这些的时候正值世纪末所谓“文学期刊危机”甚至喊出“必须保卫文学期刊”的时代。现在20年过去了，你觉得文学生态、期刊形势、文学媒介、世界文学格局、文学观念等等又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面对这些变化，《人民文学》肯定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是你们的“有所为”？什么是你们的“有所不为”？

　　施战军：我上世纪90年代在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时，先后兼做过《东方讯报》（现在的《齐鲁周刊》）副刊、《作家报》《时代文学》的编辑，那个年代编辑是集编稿、画版、校对于一身，相当锻炼人。之后也在教书之余主编过一些文学丛书。还专门主持过一个研究《人民文学》历史的科研项目。当时万万没想到，自己会来到《人民文学》工作。

　　20年前的文学期刊低落期，我也算是亲历者，现在更是期刊回暖的亲历者。如今无论大环境还是具体条件，都是文学发展的大好时期。《人民文学》的外文版2011年试刊，2012年正式出刊，是英文版《路灯》，十八大后开始扩语种，聚拢外国优秀译者组成不同语种的翻译专家团队，同样以认真严谨的态度编选审校，不负时代。比如我们在刘慈欣获雨果奖之前，英文版出了一期“未来”主题专刊，诸多国内科幻文学活跃作家的作品几乎是第一次被翻译成外语，这一本很快就售罄，如今已经成了收藏品，其他语种也纷纷以“未来”或“中国科幻文学”为主题翻译出版，也很受欢迎。十九大之后已经有10个语种，并有7个语种在世界许多地方很好的出版机构实现了落地出版。不少年轻作家就是通过我们的外文版被国外读者所了解，并在国外版权和作品推介上得到更多机缘。它的延伸效果是让国外读者更多了解中国当代文学作家队伍的庞大、作品审美形态的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考的通约性，进而达到从“走出去”到中国文学与各区域各语种世界文学对话互融格局的形成，以文学方式“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文学》一直是中国故事、时代精神的文学载体，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其实就是珍惜时代机遇，把握时代特质，保持敏锐，涵纳丰富，积累厚重，对文学史负责，始终为人民而办刊。（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