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

　　开栏的话：70年来，文学期刊的历史和命运与整个新中国的历史和命运同频共振，从筚路蓝缕到蔚为大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期刊迎来黄金时代。我们从今天起开设“庆祝新中国成立70年·文学期刊篇”栏目，通过走访当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期刊主编，全面客观地检视中国当代文学成就，呼吁文学期刊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时代的蓬勃发展中，敬请关注。

　　何 平：今年是《人民文学》创刊70周年，你能谈谈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民文学》所做出的时代担当吗？

　　施战军：时代担当，是伴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创刊的《人民文学》的必然要求，所发表的重要作品是体现担当的最好说明，同时，每个时代的担当也成为了文学史担当。建设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上提到的“十七年文学”的大部分代表作，都曾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停刊。1976年复刊后，蒋子龙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引起的巨大争议为改革开放时代到来做了更早的思想解放的舆论准备，后来他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引起强烈的冲击波，从而使改革文学成为时代的文学强音。《人民文学》发表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也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新时期之初，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宗璞的《弦上的梦》、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弦的《记忆》、李国文的《月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王蒙的《春之声》、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何士光的《乡场上》、柯云路的《三千万》、张抗抗的《夏》、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等等，还有长篇小说比如老舍遗作《正红旗下》、姚雪垠的《李自成》，童恩正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曹禺的剧本《王昭君》都发表于这个时期的《人民文学》。

　　青年作家迭代推出，更是《人民文学》一直拥有的生动景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的先锋文学探索，《人民文学》发表的徐星《无主题变奏》、刘索拉《你别无选择》、莫言《红高粱》等就是给文学史留下的不容忽视的代表作。即便是市场经济冲击下的90年代，谈歌的《大厂》等重振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形成了“现实主义冲击波”。刘震云从短篇小说《塔铺》到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毕飞宇中篇小说《玉米》到长篇小说《推拿》……从全国短篇小说奖、全国报告文学奖到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如果从原发刊物角度统计，《人民文学》肯定不少。

　　新时代，新担当，如今我们更注重发掘、引导和编发与火热而复杂的现实生活身心共振的作品，比如《生命册》《主角》《高腔》《海边春秋》《经山海》《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等等，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同时，抓好现实题材创作，鼓励作家用行动的深入度、眼光的明敏度、内心的温热度来造就笔下的高度、深度、厚度和宽度，努力让所发表的作品体现“四力”。

　　何 平：我查了一下，《人民文学》创刊号茅盾先生《发刊词》有这样的话：“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70年后再读茅盾这些话，你怎么看茅盾说的“人民文学”？

　　施战军：茅盾先生的话在今天依然是我们办刊应该遵循的。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大庆之年，我们既有重点栏目的体现，也在总体上围绕这个主线，为新中国、新时代担当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何 平：你现在提出“有时代担当”“现实感”，显然有“重提”和“重申”的意味。如果我们意识到你不仅是一位文学期刊主编，而且是一位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文学现场有广泛影响的批评家，这样的“重提”和“重申”肯定是基于对当下文学某些方面缺失的观察。换句话说，是批评家的声音。作为资深的批评家，你对当下文学怎么看？

　　施战军：当下文学，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现实、梦想、科幻、自然、人情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清晰，哪个不是有着个性思虑、族群命运、现实精神、家国情怀、天下忧患、世界探索、宇宙憧憬？但是心地诚实和真切表达，还应是起码的基础素质。但也有的写作者的参照系就是身边或者认识的几个写作同人，每当在自己暗暗进行的周边比较中胜出，就正告编辑说：我写了天下第一的巨作，你如果不认可就是你对世界文学的损伤。再比如，他干脆既不看当前的作品，更不屑了解现实生活，声称早已不在人世的经典作家才有资格与之对话，于是每写出一个作品，都会神秘又坚定地训教你：如果你不认可就是对文学史的背叛。我最近重读程永新老师的专著《一个人的文学史》，非常佩服，只是还有点期待，他应该专门设一个章节，写写在编辑生涯中巧遇的一类写作人——那些沉浸在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的文学史”里的“超诺奖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