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嘉墀为航天五〇二所研究生做卫星应用发展报告。资料图片

杨嘉墀与航天五〇二所毕业研究生在一起。资料图片

　　他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863”计划倡导者之一，也是促进北斗导航系统应用的牵头建议者；几乎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他都会高瞻远瞩地提出重大建议，无论是导弹、人造卫星还是探月工程。

　　2006年6月11日，杨嘉墀——这位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与科技事业奋斗一生的战略科学家溘然长逝。2019年7月16日，正值杨嘉墀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他的学生、同事与朋友们再次追忆这位战略科学家功勋卓著的一生——为了不忘记过去，更是为了创造未来。

　　1、“我最高兴的事，莫过于看到卫星被成功地送上天去”

　　“出吴江，学哈佛，归国效力，八十七，做人做事皆楷模；精仪表，掌自动，再领信息，八六三，两弹一星建奇勋。”这是恩师逝世时，时任嫦娥一号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的叶培建送上的一副挽联，它高度概括了杨嘉墀不凡的一生。

　　其实早在回国前，杨嘉墀在美国就已小有名气。他研制的快速模拟计算机和快速自动记录吸收光谱仪等生物医学用电子仪器，被业界命名为“杨氏仪器”。才华横溢的他，被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看中，成为每周在该所工作三天的“生物医学电子学”创始人。

　　1956年，新中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呼唤海外留学生归国效力。祖国的召唤令杨嘉墀热血沸腾。他义无反顾地变卖了在美国的所有家当，购买了示波器、振荡器、真空管等祖国科技事业发展所需要的仪器。

　　1956年8月，杨嘉墀携家人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此时，正赶上国家制定《十二年科技规划》，提出落实规划紧急要抓的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和计算机四个领域。杨嘉墀作为专家参与了筹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和建立自动化技术工具研究室的工作，并担任室主任，率先开展火箭探空特殊仪表等探索性研究工作。

　　1957年10月和1958年1月，苏联和美国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相继上天。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表态“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考虑到开展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对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影响，中国科学院专门成立了“581”组，杨嘉墀正是成员之一。

　　于是，从“东方红一号”开始，到一箭三星、返回式卫星、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我国航天事业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和进展，都浸透着他的汗水和心血。

　　1965年，他参与了《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的起草和论证工作；同年，我国开始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计研制，作为总体组五人成员之一，他组建了卫星姿态测量和控制研究室以及地面测控用数据处理设备研究室。

　　1975年至1987年，我国成功发射10颗返回式卫星，星上使用的都是他主持研制的三轴稳定姿态控制系统。

　　1979年，在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八届空间控制讨论会上，他与别人合作发表了题为《中国近地轨道卫星三轴稳定姿态控制系统》的论文，进一步奠定了在国际空间自动控制领域的声誉与地位。

　　“我最高兴的事，莫过于看到卫星被成功地送上天去。在国外我也曾怀疑回国后英雄无用武之地，没想到国内有这么广阔的科研天地，没想到我还能为国防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感到非常高兴。”回顾当年参与“两弹一星”工作的经历，杨嘉墀深情地说。

　　2、“光看眼皮底下的，不是好科学家”

　　在熟识杨嘉墀的人看来，他处事低调、不善言辞，永远是“三句话合成一句说，三步路并作两步走”，但却看得高、望得远，视事业为生命，一生甘为人梯，无怨无悔。

　　1978年，叶培建考取航天五〇二所的研究生，并获得出国读研的资格。“那时绝大部分人都希望去美国读书，杨先生根据当时国际大环境和美国对敏感专业的限制，建议我去欧洲学习。于是我改学法语去瑞士留学。从现在的结果来看，杨先生的建议对我非常有益。”叶培建说。

　　1984年，杨嘉墀以中国航天部总工程师的身份去日内瓦开会，利用休息时间乘火车到纳沙泰尔听取叶培建的学习和工作汇报，还到实验室现场观看了演示并给予鼓励。“那天，他没有时间游览一下这个美丽的城市，就匆匆乘火车返回了日内瓦，令我十分感动，所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都因我有这样的好师长而感到羡慕。”至今想起，那种关怀都令叶培建心生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