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熹年近照 本报记者郭红松摄/光明图片

　　【走近文艺家】

　　他是建筑历史学家、文物鉴定专家，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家和启功的住所只有一巷之隔，在工余、假日之时便常在启功家闲谈。这样一种无拘无束的“精神会餐”让他受益匪浅。他称自己为启功先生的私淑弟子。

　　傅熹年是建筑历史学家、文物鉴定专家，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如果不出差，86岁的他，每天9点到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的办公室。中午，休息一会儿。下午，1：30上班。晚上，5点下班。

　　办公室也是工作室。桌子上《中国古代宫殿》样本显示写作进入最后阶段。电脑旁散落的是各种制图工具：形状不一的尺子、放大镜、橡皮。执着于手绘，书稿里的各种建筑示意图，都是他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在《中国古代建筑概说》等书里早已见过他如印刷一般规整、细致的示意图。亲眼看到图纸时，还是惊讶不已，比例、标注，勾勒无不一丝不苟，这竟出自耄耋之年的先生之手。

　　今年出版的《古建撷英》一书，就遴选了170幅他从事建筑史研究所绘制的建筑史资料图和相关写生画。就读清华大学营建系之时，他就把主要精力倾注在专业课中的建筑设计、建筑历史和基础课中的素描、水彩画之中。李宗津、吴冠中、关广智，这些大家当时教授素描、水彩，由此也为他打下扎实的绘画功底。“速写和水彩主要学习梁思成先生的风格，较多的渲染和钢笔绘鸟瞰图则吸收一些中国古画的构图，树石景物也尽可能吸收中国山水画的特点。”傅熹年说。

　　由建筑而步入绘画、鉴赏古画，这样一条道路，大抵是傅熹年的不同之处。

　　傅熹年说：“我的父亲当年在文化部文物局工作。父亲的同事周末常常到我家中来聚会闲谈，其中有张珩先生、徐邦达先生和家中世交启功先生等，他们都是精研古代书画的权威专家。我旁听他们的议论，极有收获。他们见我有兴趣，有时也耐心为我讲解。我也常常以家中的图录向他们请教孰好孰坏、孰真孰伪。”

　　傅熹年家和启功的住所只有一巷之隔，在工余、假日之时便常在启功家闲谈。这样一种无拘无束的“精神会餐”让他受益匪浅。启功先生鼓励他多少要学一点书法、绘画，指出这样可以有助于更进一步了解古书画。“为此他特别选了一册唐人沈弘写经的日本印本要我临摹学习小楷。又因我喜欢南宋马远夏圭画派，给我一册旧印的夏圭《溪山清远图卷》，并给我纸笔供我临摹。”傅熹年说。因之，傅熹年称自己为启功先生的私淑弟子。

　　20世纪60年代，在协助刘敦桢先生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时，为了在建筑史中引用中国古代绘画中的建筑史资料以补充实物资料之不足，傅熹年开始用研究古建筑所用的比较分析法和古建筑断代知识对一些拟收入建筑史中的重要古代名画的时代进行探讨。这样，在古建筑研究和古画研究中间，他找到了结合点——一方面，对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中所绘民居的摹写、对赵伯驹《江山秋色图》中所绘民居的摹写，被收入《中国古代建筑史》；另一方面，《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探讨》《韩熙载夜宴图年代的探讨》《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中的北宋建筑》《宋赵佶瑞鹤图和它所表现出的北宋汴梁宫城正门宣德门》就是他那个时期所著的研究论文。

　　记者感兴趣的是，在那个年代，他对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中所绘民居的摹写和分析。“目前所看到的古代住宅最早的建于明前期，再早的住宅迄今尚未发现。要了解明以前的住宅只能求之于文献、绘画等资料，其中绘画是形象资料，尤为重要。现存宋元绘画中保存古代住宅资料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当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和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中所提供的住宅全景和布局的资料不是很多的。在这方面《千里江山图》有其优点，它是宋画中表现住宅和村落全景最多的一幅。”

　　怎么画下来呢？那时用相机拍照还是件很奢侈的事，傅熹年就在故宫展出时去对照原作速写，然后分类绘成图片，这也得到刘敦桢先生的赞许。

　　1983年国家文物局成立全国书画鉴定小组。在启功、徐邦达和谢辰生的推荐下，傅熹年参加了这个小组。全组七人，有六人是七十上下的老专家，只有他五十来岁。书画鉴定由此几近于傅熹年的第二专业。

　　20世纪90年代初，傅熹年曾在故宫博物院介绍书画鉴定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撰成《浅谈做好书画鉴定工作的体会》一文。他提出：一、书画鉴定工作要建立在坚实的书法史、绘画史的基础上；二、有目的地利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建立起书画鉴定所需要的微观的标准系列和宏观的综合概念；三、要有一定的文献史料基础和考证能力。

　　书画鉴定就是鉴别真伪？

　　“不止于此。《游春图》传为隋代绘画，但我发现它所画屋顶上的鸱尾和兽头与出土于隋代的石屋、陶屋和敦煌壁画所示不同，更近于北宋特点。再进一步看所画人物的服饰，头上所载幞头已是固定的帽子而非用头巾裹成，也不符合隋及初唐特点而更近于唐后期形制。据此二条对图中所绘建筑是否为隋代建筑产生疑问。”傅熹年解释。

　　说《游春图》是摹本，是否就贬低了它的文物价值呢？

　　“不然。古书画由于自然损坏，传世品历时千年以上者实在寥寥无几，绝大多数要靠不断传摹，才能流传下来。在原作不存的情况下，这些有一定来历的古代复制品是极为宝贵的。如最负盛名的顾恺之《女史箴图》，目前中外美术史界已公认款为后加，题字为隋或唐初人所书，是件隋唐时摹本。又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法书，现在传世诸帖，鉴定家们也都公认是唐或唐以后摹本，但是我们今天了解和评价顾恺之画和二王法书仍然要依靠这些文物。顾画王书，过去都曾被认为是真迹的，现在经过研究，澄清真相，就可以更确切更恰当地理解和利用它。这样，作为历史文物，它的科学性不是减弱反而是增强了。提出《游春图》的绘制年代问题来探讨，目的也是这样。”

　　和傅熹年交谈，你能感受到他的那种专一。比如，对古代建筑，无论是古画鉴定，还是建筑史。正谈着，他会起身找到相关书籍，翻到某页，讲起某事。（本报记者 靳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