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写作的“坏毛病”，是每写一个自然段，都要先在心里背诵下来，觉得没问题了，才写下来。“写下来一看，简直不像话，又改来改去，不知道改多少次。”

　　夜里突然想到什么，无论几点，他都要爬起来在小本上记下，本子不在手边，就记到药盒上。“想到一两句话很得力，必须记下，不然就睡不着。”

　　他的身体自年轻时就不算健壮，后来更常受病痛侵扰。写《底色》和《牵风记》，状态好的时候，他上下午各能工作个把小时。

　　妻子于增湘一直在旁“监督”，“一会儿该休息了，一会儿该喝茶了，一会儿该吃水果了。”徐怀中笑着说，上世纪50年代，他在于增湘的鼓励下开始文学创作，此后，妻子始终是他的“第一读者”。

　　徐怀中写得慢，但并不赶，90岁的人了，“赶的话就把自己赶垮了，我就这么慢慢磨、慢慢写，即使只能写半拉子，那也是一部作品，我就是抱着这种必死的决心，要把这两部东西写出来。”

　　他是写作上的“爬行者”，这不止体现在对文字的精打细磨上。徐怀中曾说，他们这些作者就像蚯蚓，“从泥巴里面那一个小洞，弯弯曲曲地终于钻出去了，过去以后，身体还没有变形，仍是它自己，没有成为别人的传声筒。”

　　从成名作《我们播种爱情》起，甚至从处女作《地上的长虹》开始，徐怀中就以“爬行”的低姿态，义无反顾地爬上一条高峻险路。有评论者评价，徐怀中的创作在其所处年代不断在“越位”，他也因此不断被判“犯规”。

　　“我一面写一面竭尽全力挣扎，我不愿意就范，我知道这么写不行，但我也不愿完全屈服，我要找到一个路子。”他因在病中而略显干哑的声音爆发出一股力量，“我不甘心！我知道自己受了概念化等影响，但我还是尽可能地做了挣扎。”

　　他回忆1964年应杂志编辑约稿，为当时部队开展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写的小说《四月花泛》，讲一个战士春节回老家，身上背的全是帮战友带的东西，他一家一家去送，送完年假也休完了，又赶回部队。

　　“真有这样一个战士，我冰天雪地地跑去他在东北的部队，住在连队炊事班一段时间，又沿战士回家的路走了一趟，走到湖北浠水，一家家去探访。那些战士的母亲、妻子、未婚妻都让我很感动，最后写了一篇讲战士和他们妻子、未婚妻内心感情的小说。写的时候用了湖北方言，让湖北作家误会我是个湖北人。”徐怀中说，“写这篇文章是我的任务，但我写出来的，是这样一个东西。”

　　追求回归人性底色的《牵风记》

　　每代作家都要直面各自时代的局限与挑战，有胆识、智慧和想象力的人，才有机会成为牵风弄潮者。徐怀中的可贵，在于他从未停止这种追求，直到今天，还在做新的探索。

　　1962年，徐怀中给手中的小说起名“牵风记”时，“牵风”指的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牵引了战略进攻之风”。56年后，等他完成这部作品，“牵风”又多了许多别的含义，可以理解为“牵引个人写作转变之风”“牵引古老的‘国风’”等等。

　　没从正面角度反映这场重要的战略行动，徐怀中尽可能淡化具体的战争场面，将笔触聚焦在两男一女和一匹老军马的命运上。

　　他笔下的人物，在今天看，仍令人惊讶——背着古琴、有洁癖，会用手帕包着钱交团费的女文化教员；留学日本学莎士比亚，兼修油画、人体艺术摄影的精英知识分子旅长；英勇忠诚，但一身“风流韵事”的警卫员；还有总尿床的壮烈牺牲的小战士；被逼上绝境，跳崖前投出手榴弹却忘拉引信的学生兵们……

　　有老战友说，青年作者这样写情有可原，你作为亲身经历战争的老作家写这样的作品，让人无法理解。也有老同志质问，我们的革命队伍中怎么会有警卫员曹水儿这种目无军纪的人？

　　“其实曹水儿这类人物，我太熟悉了。”徐怀中说，“战争是复杂的，我觉得读者想了解的，是战争背后人的内心世界，如果是要了解战争过程，他不如去看战史。小说的真谛是虚构，但你经历过，就不会虚构出没影的事情。”

　　他写那些在今天的很多读者眼中，仍属“越位”的人物，是为了凸显人性的纠结与光辉，其实徐怀中写作中的每次“越位”，都是为了回归人性的底色。

　　“讴歌革命及反映革命战争生活，并非只能走上公式化、概念化道路。”国内作家里，徐怀中最爱孙犁。他为孙犁写过的许多评语，人们都可以拿来评价他本人，“他不可能像别人那样去写战争，把主要人物拔高到理想化，让别人来陪衬这个所谓的英雄人物……他不会强迫你承认他写的这个人，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普普通通，甚至带着性格和思想上的缺点，但别忘了，就是这样众多的普通中国人揭竿而起，打败了日本。”（本报记者 王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