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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军号》导演陈力:让年轻观众喜欢
目前,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古田军号》荣获“五个一工程”特别奖,其独特的现代视角和“年轻化”的探讨,得到有关部门及观众的认可。本报记者因此专门采访了该片导演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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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龙:做我该做的
谌龙21日在这里击败中国香港选手李卓耀,成为中国队唯一一名晋级16强的男单球员。赛后谈到肩上的压力时,他留下了一句话:“做我该做的。”
得知《北上》获奖时,徐则臣正在上海书展为新作《从一个蛋开始》做签售。茅奖揭晓的消息传来,现场沸腾了,热情的读者将他包围,为他祝贺。还有读者冲到台上求合影。100多本深蓝封皮的新书一抢而光。
面对读者、出版人的祝贺,徐则臣频频道谢。
运河是一面镜子
本届茅奖的获奖作品《北上》是一部写运河的小说。
杭州、无锡、淮安、北京……河畔的城市收录了大运河的古今。从婚俗、船事、水文、景观,到摄影、戏曲、收藏、绘画,由南到北,从古至今,包罗万象。
经时间的开凿,运河人的气息汇入这条河,中国的历史、运河边的故事也聚到这条河上。“我们的四大名著如果找一找,没有一部是跟运河没有关系的。你看林黛玉入京,就是从京杭运河抵达张家湾,弃船登岸。”徐则臣说。
京杭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沟通了北京到杭州之间的地理,加强了南北文化的交流,造就了沿线城市的繁华。
几年前,一位运河专家陪徐则臣在通州作运河考察。当专家指着一片房屋和树木说“100年前运河就在那里”的时候,徐则臣感受到曾经旷世风华的运河正面临新的时刻。
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这是一个重新审视运河、唤醒运河的契机,也是我动笔写《北上》的开始。”徐则臣说。
于是,《北上》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百多年前,意大利人“小波罗”和弟弟怀着对马可波罗书写的美好中国的期待,分别来到中国。谢平遥作为翻译陪同他们走访,并先后召集起挑夫邵常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义和拳民孙氏兄弟一路相随。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将一个想象中的“马可波罗的中国”,转化为一个耳闻目见、鲜活生动的中国。而当他们最终抵达大运河的最北端——通州时,小波罗意外离世。同年,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运河的实质性衰落由此开始。
一百年后,中国各界重新展开对运河功能和价值的文化讨论。当书中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当年先辈们的后代重新相聚,恰逢大运河申遗成功之时,运河人之间原来孤立的各个故事片段,最终拼接成一部《清明上河图》式的恢宏图卷。
在《北上》中,大运河成了一面镜子,河中有一个民族的秘史。徐则臣在《北上》中勾勒出这样一幅夜航船的画面:千里长夜,灯火为伴。谢平遥船舱夜读,想到1839年龚自珍自京南归,而他此时北上,南归是重返故里,北上却是无所知之地,不禁神伤。
看得见的是运河,看不见的是来时与去往。大水汤汤,溯流北上,这一行崎岖渺茫,还乡却不知路在何方。“这其中,有知识分子面对古老中国遭逢巨劫奇变的举目茫然,运河之子在漕运断流之前的隐忧与敏感,中西文明碰撞之时国人寻找精神原乡与到世界去的矛盾与撕裂……这一个民族的秘史与旧邦新命,最终尽皆赋予了眼前这一条大河。”《北上》的责任编辑陈玉成说。
靠着这条河想象世界
用福克纳的话说,很多作家都是从自己“邮票大”的故乡出发展开自己的文学创作。
用徐则臣的话说,京杭运河是他的文学原乡。“运河对我很重要。20多年的写作中,我的小说在大河上下游走,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开辟出一个纸上的新世界。”
生于江苏的徐则臣从小生活在水边。“对农村孩子来说,水就是我们的天堂,那个时候没有变形金刚,没有超人,连电视都没有。但是我们有水,可以打水仗、游泳、溜冰、采莲……”徐则臣回忆道。
初中校门前是江苏最大的一条人工运河。徐则臣记得,“一到冬天,宿舍的自来水管冻住,我们就一大早端着牙缸、脸盆往校门口跑。石安运河的河面上水汽氤氲,河水暖人。”
“如果把想象力固定在一点,而这点是一个流动的点,你会发现世界将随着这个流动的点不断地往远处跑。你想象的世界会不断开阔。”徐则臣说。
在素有“运河之都”美誉的淮安生活的几年里,他每天在京杭运河的两岸穿梭,耳闻目睹的一切促使他审视运河与城市的关系:“从韩信到吴承恩,从近代摄影家郎静山到京剧麒派创始人周信芳,都出生在淮安,这样的巧合说明了什么?在运河的运输功能弱化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部分沿岸城市的‘衰落’,以及运河存在于此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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