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对运河的天然兴趣，但凡涉及运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听途说，徐则臣都要收集、揣摩，以至于一闭眼，1797公里就活灵活现地出来了。

　　然而，了解越多，越会发现了解得还不够透彻。2014年，徐则臣决定重走运河。“这一次，我带着眼睛、想象力、纸笔行走。我看，还要看见，看清楚，看清楚河流的走向、水文，看清楚每一个河段的历史和现在，看清楚两岸人家的当下生活。”

　　这是个大工程。京杭运河从南到北1797公里，跨越浙、苏、鲁、冀四省及津、京两市，平常工作忙，杂事多，难以一次性沿运河贯通南北，徐则臣只能等待出差还乡等机会。

　　就这样，四年间断断续续的一次次“南下”后，徐则臣用双脚把运河丈量了一遍。部分疑难河段还反复去了多次。徐则臣说，“没办法，大运河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加上中国南北地势起伏、地形复杂，河水流向反复多变，不亲自到现场做详尽的田野调查，各种史志资料中的描述根本弄不明白。尤其是几处重要的水利工程，比如山东南旺分水枢纽，仅凭纸上谈兵是理解不了的。”

　　尽管现在荒草萋萋，河道淤积，当年“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遗迹所存鲜见。“但到现场一站，只10分钟，就比之前苦读10天的资料都管用”。做足了充分的田野调查，徐则臣豁然开朗。

　　“当你对每一朵浪花，某一根水上的草，它的想象不断展开时，这条河会越来越长，你想象的世界越来越大。”他说。

　　小说写完，徐则臣一边散步，一边听陈铎解说的《再说长江》。在听到片头曲里一段录音中，有一滴水落进水里的非常清晰的声音，而后又听到长江边一个小女孩在芦苇里非常清脆的咯咯咯的笑声，徐则臣的眼泪一下掉下来。

　　“和一条河耳鬓厮磨了这么长时间，在我听来，这些声音是那样悦耳。如果哪个读者能从我的书里找到一两个细节，能像我听见那滴水声、那个笑声一样心动，我觉得就值了。”徐则臣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

　　某种意义上，《北上》见证了徐则臣的中年写作。

　　写作《耶路撒冷》的时候，徐则臣三十出头，曾以一位青年人的心态与豪言，要进入宽阔复杂的中年写作，甚至认真想象过中年写作究竟是什么样子。

　　到《北上》告成，他已身处中年写作当中。他发现自己要面对和处理更为复杂的问题，作品中要容纳更丰富的社会历史和人生经验。

　　正因经历过《耶路撒冷》《王城如海》的锤炼，《北上》让41岁的徐则臣成为本届最年轻的茅奖得主，尽管比史上最年轻的茅奖得主、《芙蓉镇》的作者古华获奖时略大一岁，依旧有人将《北上》的胜出视作70后作家的一次胜利。

　　在此之前的文坛，70后作家的写作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进退两难”——前有拥有文坛话语权的，因亲历历史更迭、见证乡土逝去，有写不完的物是人非与社会深刻性的50后60后作家；向后面临着冉冉升起的、题材内容焕然一新、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学法则与价值观念的80后90后作家的冲击。没有太多故事和历史，70后作家夹在中间，看似格外黯然。

　　在徐则臣看来，作家除了才华与勤奋之外，一个关键在于能否看清自己，能否忠实有效地表达自己。“这一代作家中有众多葆有才华者，正沉迷于一些所谓的‘通约’的、‘少长咸宜’的文学款式，这样的写作里没有‘我’的切肤的情感、思想和艺术的参与，只能被称为假声写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徐则臣认为，70后看见的、听见的、想到的、焦虑的、希望的，应该借助有效的表达，提供一代人对世界的独特看法。这是70后作家的价值所在，也是文学的应有之义。

　　在写作中，徐则臣这样破题。不疾不徐、稳扎稳打的写作态度为他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史料根基。为了保证作品“经得起推敲”，徐则臣总是下足繁复的案头功夫，将历史细节形之于物。“写每一部小说，自始至终我提醒自己最多的一句话是：要坐得了冷板凳。跟别人我不比聪明，比笨。”

　　更为可贵的一点是，他知难而进，掀开并剥开日益坚硬的历史茧壳，以雄健的笔墨寻回了历史记忆，为“到世界去”的文学版图提供了兼具历史维度和文明深度的参考系。

　　于是，运河上几个家族的百年故事有了内在的精神深度，其间有了关于起源与去处的疑问，有了关于兴盛与衰亡的探寻，有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有了关于情感与心灵的救赎。

　　正如本届茅奖评委张莉所说，徐则臣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中国长篇小说应该有的长度、宽度和密度。“长篇小说就应当承载历史中最宏大、最沉重、最耀眼的那些内容。”评论家李林荣说。

　　文学在发展，每一代作家面对的世界不同、想法不同，表达方式和途径也不尽相同。徐则臣说，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写作本身逐渐改变了我，修正了我过去的很多想法，比如我的历史观，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一代代作家要将自己的精神体温灌注进笔下的作品，通过‘有我的文学’和时代互动同行，与时代血肉相连。”（本报记者 张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