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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婷笑了 郎平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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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教:新中国羽毛球事业的“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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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远在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的深山里,但有“中国天眼”之称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一直以来都备受瞩目。长期从事脉冲星相关研究的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天文学系教授徐仁新更是时刻关注着FAST的新动态。
“今年4月,FAST通过工艺验收并向国内天文学家试开放,最近在筹备成立运行和发展中心,这意味着离全面开放更近了。” 徐仁新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道。
在天体物理领域耕耘了近30年的徐仁新,深知观测对于天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科学是基于经验基础的一个逻辑体系;理论研究得到的推断,往往需要靠实验或观测来进行检验。“有了一流的观测设备,才可能在相关领域拥有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做理论研究也更有底气。”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徐仁新还是北京大学天文学方向的一名博士生。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老师们——老一辈的天文学者苦于没有先进的观测设备,不能第一时间获取一手的观测数据,难以做出在国际学术界非常有影响力的成果。
“当时,国家整体的经济实力和科研投入有限,加之天文学是一个相对小众的研究领域,国内大型天文观测设备屈指可数,更谈不上有国际竞争力。”徐仁新回忆道,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只有60公分口径级别的光学望远镜,2.16米口径的光学望远镜直到1990年才建造完成。
这台2.16米口径的望远镜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已经是非常顶尖的天文观测设备了,它帮助中国科学家发现了新的超新星和类星体。然而,同时期的美国已经有了口径为10米级别的光学望远镜,甚至连发射到太空的哈勃空间望远镜的口径都是2.4米,其间的差距可想而知。
没有一流的观测设备,拿不到一手的观测数据,相关的实验和理论研究也就难有大的影响力。“不是说没有设备就没有话语权,相对国际同行而言,你的话语权要小得多。” 徐仁新说道。
在几代天文人的奔走呼吁下,国家不断加大对天文学领域的科技投入,先后启动多个重大观测设备项目的建设。
2008年,大视场巡天望远镜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LAMOST)落成,它显著提高了我国在大视场多目标光纤光谱观测设备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2016年, FAST竣工,它的到来,使得中国望远镜在寻找新脉冲星的征途上实现了零的突破。2017年,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慧眼”成功发射,它使我国的天文观测实现了由地面观测到天地联合观测的跨越。
“以FAST为例,和在脉冲星发现上有着丰富成果的帕克斯望远镜相比,FAST的功能要强大得多。同等接收的情况下,FAST观测一分钟获取的数据质量,帕克斯需要观测10个小时左右。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FAST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徐仁新表示。
事实上,不只是天文学领域,近年来随着科技投入的不断增加,在高能物理、生物、信息等领域,我国先后有一批标志性的大科学工程项目拔地而起或启动建设。在徐仁新看来,科技投入带来的科研“硬实力”的增强有目共睹,一方面,有了大科学装置的撑腰,未来中国科学家在一些科研领域会拥有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与此同时,大科学工程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有着巨大的战略作用,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度,对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会产生非常高的 “溢出效应”。(记者 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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