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航风险：

　　深夜出海修理螺旋桨

　　作为“一把手”的总工程师，胡可一在船舶建造完工交付前，有时也要参加试航。

　　2000年，胡可一接到紧急通知，某试航船反馈发现航行中船体内有杂音。当天晚上8时许，厂长派车把他直接送到黄浦江口，然后登上拖轮驶出长江。“船在外海，拖轮开了大概六七个小时才碰到船（拖轮原本不能进入航区）。当时海上风浪很大，拖轮摇摆得非常厉害，桌上的东西全部被打翻在地。如果不关舱门，海水马上会倒灌进船舱。”

　　到达目的地后，拖轮向前靠上去，大船将舷梯放下来，拖轮的甲板和舷梯的落差足足有两米，个子不高的胡可一先跳到舷梯上，再爬上船。“到达后已是半夜，我们立刻下到机舱后部实地听音，与船级社的专家多次沟通后，判断出杂音来自螺旋桨，后来发现是螺旋桨制作过程中出了一个差错。”胡可一在船上待了两三天，随后将勘验结果带回船厂分析，并修正了螺旋桨的边缘形状参数，顺利解决了问题。这个事件也推动船厂专门制订了针对外检员到制造厂商“上门”检验螺旋桨的检验细则。

　　胡可一解释说：“船是单个产品，不是批量生产的，更容易出现无法立刻判断的问题，所以需要我们亲自到现场排查和勘察。”他也表示，船厂最大的特点便是能举一反三，“我们派去现场检测的工程师，要求都比平时高，做好每个问题的预防措施，才能不再出现同类问题。”

　　37岁年轻“总工”：

　　在船厂深耕37年

　　1999年，年仅37岁的胡可一成为江南造船的总工程师，在整个行业里都算是“小年轻”。

　　小时候他就常到外滩，趴着外墙看黄浦江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来到江南造船厂后，胡可一觉得这就是他理想中的工作。同期毕业的不少年轻人选择出国或转行，而他抱着来学习技术的心态，在这所百年老船厂一待就是37年。

　　改革开放后，中国造船工业开始走向世界。船厂也造了很多出口船，越来越需要同国外船东和设备商打交道。胡可一说，一开始，国内船厂连标准的合同文本都没有，跟船东对话都是“哑巴英语”，而请的翻译不懂技术，交流效率大打折扣。

　　为了赶上时代发展需求，没去过国外留学、没念过硕博、刚进厂不敢开口说英语的胡可一，一下班后就骑自行车到市中心，上夜校到八九点钟，恶补英语。

　　他也在工作中创造学习机会，看老外写传真、写句子，用英语接待船东、监造代表和船级社的验船师。采访中，关于船舶设计的国际通用说法，胡可一脱口而出。“我一直把船厂视为一所社会大学，有很多学习机会。即使有些人离开了船厂，见识和能力较同行业的人也有优势。”

　　多年来，他也一直在带新人，通过具体案例和实际工作“传帮带”。他透露说，江南造船成立了“江南研究院”，共有8个实验室在进行各种原理性研究。现在，身为科技委主任的他更加侧重带领年轻人研发新船型，“竞争越来越激烈，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船厂一定要依靠新船型开发，否则只能吃老本、没有生命力。”

　　做了20年总工程师的胡可一，依然奋斗在中国船舶事业的第一线。

　　对话胡可一：我国一流船厂局部可达世界领先

　　广州日报：除了造船工业，江南造船还为我国城市建设作出过哪些关键贡献？

　　胡可一：20世纪50~70年代，上海工业行业界有句话，“有困难找江南”。江南造船厂虽然主要致力于造船工业的建设，但也承担城市建设的工作。比如国内早期的机场航站楼，包括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深圳机场的航站楼、成都双流机场的老航站楼、上海浦东机场的1号航站楼等。江南造船厂还参与建设了上海大剧院、上海8万人体育场、北京鸟巢、北京大剧院等。因为早年国内具备大型钢结构加工能力的厂不多，所以2000年前船厂会承接一些城市建设的业务。近年来随着国内建筑的发展，船厂逐步将主营业务专注于造船了。

　　广州日报：在国防、外交等领域，江南造船厂有哪些贡献？

　　胡可一：科考船目前已经过了高峰期，进入调整期。国防上我们主要造一些水面舰艇，包括第一艘赴亚丁湾护航的军舰，在国际上为中国海军树立了口碑。一些海警船在水域的维权上也起了很大作用。像“雪龙2”号科考船变成中国极地中心的新名片，对国外展示了中国的造船工业的水平，也是海洋科技、极地科考的平台。

　　广州日报：目前，我国的造船工业在世界上什么水平？

　　胡可一：就造船工业而言，我国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在削弱，只有依靠技术的不断进步。虽然针对一些高端船型，我国的造船工业水平相较于韩国、日本在性能上还有差异。但性能好的船并非就是最优秀的，能满足客户的个性化定制更重要，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船厂做得很好。

　　总体上，我国的造船工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因为我们产能大，现在各种船型都能造。从造船质量上说，在民船方向，我国的一流船厂比日韩的二流船厂肯定要好，船舶工业的水平在局部上可达到世界领先，比如LNG的围护系统、VLGC超大型全冷式液化气运输船等。

　　广州日报：在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新时代下，江南造船有哪些创新举措？

　　胡可一：目前我们正在逐步推进物联网，主要是智能造船、智能化生产等方面，包括焊接的管控、三维模型，以及跟采购、物资等连接起来。我们正在和联通携手建造5G实验室，将来可能会在智能化车间里推广应用，当然目前这些都是处于起步阶段。未来我们可能会考虑设计一些新的船型，比如针对大众关注的双燃料的减排问题，我们考虑开发更多以气体为燃料的船型。科研最终是围绕产品需求、市场需求来开展。

　　广州日报：您对中国造船工业的未来有何展望？

　　胡可一：现在，中国造船工业要做到完全的自主创新还有些困难，船东对新技术、新设备的使用需要做详细风控。未来十年应该主要聚焦在信息化和数字化两方面，即产品更低碳、更开放、更环保，这需要船厂提升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比如应用智能制造、信息化三维模型等。我认为五年内，我国造船工业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方面一定会有比较大的突破。

　　广州日报：2008年搬迁至长兴岛后，你们在岛上的生活和工作是什么感觉？

　　胡可一：这边内部设施很齐全。基地内有食堂、健身房等配套设施，旁边有员工宿舍，每天有80多趟班车接送上下班。还有受年轻人欢迎的青年之家，提供各种球类场地、免费电影院等生活和娱乐设施，还经常组织专题活动。这几年我们招了几批大学毕业生。虽然远离市区，但大家像住在多功能小区里一样，衣食住行都很方便。

　　记者手记：他选择一辈子留在船厂

　　胡可一看着很年轻，个子不高，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书生模样，一时间记者很难将其与全国政协委员、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总工程师、现任科技委主任、首届“船舶设计大师”等种种身份联系在一起。

　　深入采访后，记者像发现了“宝藏”一样，深深佩服这位“总工”肚里“有料”。除了参与船厂的多项重大工作，他也曾半夜出海试航；不仅对船厂的历史如数家珍，也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船舶工业的短板及优势。

　　采访过程中，胡可一聊得最多的是他对造船这件事的热爱。他选择了一辈子留在船厂，勤勤恳恳地成为一名造船工程师，从未想过离开这座中国最老的船厂。能在这所底蕴深厚的“社会大学”学习让他心满意足。正是这种心态，让当年37岁的他成了年轻的总工程师。

　　采访的最后，胡可一安排工作人员带记者参观了位于长兴岛造船基地的“江南造船”。占地面积约580万平方米的船厂内，十几艘巨轮正在建造和维修。目力所及，超大型龙门吊、各种分段结构、由专人引导的运载车等，一派繁忙的景象。围绕着这些庞然大物的，还有造船厂里不辞辛劳的工人们在焊接、分装、起吊……

　　这座神秘的造船基地，真正的核心不仅是那些船舶，更是设计建造这些船舶的人及他们手里牢牢掌握的技术。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逸男、李晓璐 实习生徐紫祺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逸男、李晓璐 （署名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