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春草绿,又到一年清明时。去年清明至今,一些优秀的科学家离我们而去,其中包括37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面对这些远去的国家科技栋梁,我们以文字遥寄哀思。
在这些已故院士中,卢永根被中宣部追授“时代楷模”称号,他的故事被更多科技界以外的人了解。他1993年当选中科院院士,毕生致力于水稻遗传育种研究,始终站在科学研究第一线,在水稻遗传资源、雄性不育性、杂种不育性与亲和性等遗传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2017年,87岁的卢永根及夫人徐雪宾将毕生积蓄合计880余万元全部捐赠给华南农业大学,成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2018年,卢永根被选为“感动中国2017年度人物”。
在一年来逝世的中科院院士中,有4位院士是“老资格”,分别是查全性、陈家镛、章综和王补宣。他们是第三批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都在1980年当选,与邓稼先、陈景润、朱光亚等人是“同年”。
4位“老资格”中,查全性除了在科研领域功勋卓著,他还曾在1977年向邓小平同志建议恢复高考并被采纳,被誉为“倡导恢复高考第一人”。
陈家镛是我国湿法冶金学科奠基人、化工学科开拓者之一,他针对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大急需,开拓了湿法冶金新工艺和新流程,为中国湿法冶金学科的建立和工程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章综是我国中子科学研究领域主要奠基人之一,他领导和推动了我国散裂中子源的建设,为我国中子科学和中子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王补宣是我国工程热物理学科的开拓者,为工程热物理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基础性和开创性的贡献。
这一年已故工程院院士中,有3位是1994年当选。其中一位是我国儿童血液肿瘤学开创者胡亚美。她对小儿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诊治进行了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使5年无病存活率达74.4%,属国际先进水平,挽救了无数危重患儿的生命。
1994年当选的工程院院士也是“老资格”。因为直到这一年,工程院才成立。第一批工程院院士是根据确定的标准和条件,按照一定程序,经过提名、协商和遴选,由筹备领导小组提出100人左右的拟聘名单(其中含30名工程背景比较强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报请国务院批准后,以工程院名义聘任的。
很不幸,最近又有一位工程院院士离开了我们。他用医术挽救了无数患者,78岁高龄仍奔赴汶川地震灾区。
他的名字叫卢世璧,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研究所所长。他在国内首先开展了人工关节的系列研究和临床应用,首先开展了火器性神经损伤自体神经束间移植术及周围神经再生趋化性研究,首先采用微波热疗治疗骨肿瘤,国内最先建立冷冻干燥骨库。
这一年,逝世的37名院士,多已到耄耋之年。汤定元是唯一一位百岁院士;“90后”院士17位:查全性、陈家镛、章综、王补宣、张嗣瀛、曾融生、陆士新、孙儒泳、周同惠、李恒德、李玶、胡亚美、池志强、沙庆林、蒋亦元、李道增、卢世璧;“80后”院士有15位:卓仁禧、卢永根、陈星弼、田波、方守贤、李方华、周俊、容柏生、孙忠良、季国标、韩其为、孟执中、林宗虎、段正澄、宁津生;还有3位“70后”院士过早地辞别了中国科技界,两位是中科院院士孔祥复和李济生,一位是工程院院士蒋洪德。此外,2017年当选工程院院士的宁滨因交通事故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逝世时只有60岁。
他们将自己的一生倾注在科研事业上,或为新学科奠基,或填补国内空白,或取得重大突破……生命的时钟虽已停摆,但是他们的科学精神和学术造诣将永远留存。
岁末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袭祖国大江南北。面对病魔,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守望相助,广大医务工作者更是义无反顾地冲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不顾个人安危,与时间赛跑,同病魔较量,展开了一场气壮山河的生命大救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这场空前的疫情中,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武汉市武昌医院原院长刘智明,我们向英雄致敬!(记者 陆成宽)
真话建言促高考——缅怀中国科学院院士查全性
武大的樱花已开得妖娆,可您再看不到了。
去年8月1日凌晨,95岁的您离开了我们。
您知道吗,在经历了一个特别的冬天和春天后,您热爱的武汉正在慢慢醒过来。多个省市已经明确开学时间,高考会延期一个月,孩子们正在开足马力备考。
或许他们并不知道,您正是被赞誉和铭记的“倡导恢复高考第一人”。
作为我国著名化学家、教育家、现代电化学重要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您在学术上的成就让人敬仰,让人更动容的是,您敢说话,说真话。
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1977年似乎已经是个遥远的年份。当年8月份,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身为武汉大学副教授的您是40多位参会代表之一。
会上,您面对邓小平慷慨陈词:“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您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招生制度的种种弊端,并建议从当年就开始通过考试招录大学生。邓小平边听边点头,随后就问时任教育部长的刘西尧,要是今年现在就改,行不行,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现在还来得及。
邓小平拍板,那就这么办了。
“我能够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当时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只是我有这个机会讲真话,这个机会难得。”您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
您走后,同事和学生们回忆的细节,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您是那个“敢说真话的人”。
“印象中查全性老师在会议或其他公众场合总是很仔细地听,一般很少说。但是,基于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在必要时一定会挺身而出,直言不讳!”
“在学术报告或交流中,如果查全性发现有错误或不严谨的言论或说法,会直接指出,无论对方是谁,对于他觉得正确的事,需要做的事,他一定会仗义执言,身体力行地推动,而对于不正当的事,一定会力阻,哪怕涉及自己的同事或学生”……
敢说话,说真话,本该是为人为学都应该做到的,但您知道,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好像这么做的人越来越少了。像您这样的大师,之所以一直被人怀念,正是因为我们从内心里渴求那些珍贵的品质。斯人已去,精神长存。愿更多孩子们看到关于高考的往事,更铭记“讲真话“的故事。(记者 操秀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