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突破性的研究，使清廷画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有了重要的一个章节。

　　“文革”后首次在西柏林展出清代宫廷绘画、文物，影响颇大，并与法国展品意外相遇。

　　2019年年底，圆明园十二生肖之马首回归，国家文物局曾特意从故宫请来两位鉴定专家，其中一位是退休研究员聂崇正先生。聂先生专研清朝宫廷绘画，从马首的工艺风格方面给出鉴定结果，证实其与著名宫廷画师郎世宁的风格吻合。

　　聂崇正退休前在故宫业务部书画组工作，在故宫被称为“聂帅”，见面问起来，他说：“他们就是随便说，叫我什么的都有。我们分去三个同学，我最大，所以他们也叫我聂老大。”聂崇正1965年大学毕业即进入故宫工作，在故宫经历了长长的职业生涯。

聂崇正故宫工作照

　　美术史系毕业，分配到故宫博物院

　　聂崇正1960年考入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那时学校在王府井东安市场东边的校尉营胡同。1960年前学院有四个系，分别为国画系、油画系、版画系和雕塑系，到聂崇正入学这一年增加了美术史系。

　　聂崇正介绍，实际上1957年美术史系已经设立并招生，但成立后即赶上“反右”运动，当时的系主任王逊被打成了右派，可能接替的金维诺职称是讲师。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系主任必须是副教授以上职称，所以金维诺先生没有资格担当系一把手，因为此美术史系被整体撤销，已经招入的学生，包括现在大名鼎鼎的范曾，都转到其他系，比如国画系，也有的留校做行政工作，还有到《美术研究》编辑部当编辑的。美术史系停办三年，到1960年，金维诺先生升为副教授，美术史系再次创办，聂崇正即为这一届学生。

　　“我们那一届最初有将近30名学生，有从普通中学直接考进去的，有从美院附中考进去的，还有其他艺术院校代培的一些同学，准备培训结束再回到原来学校做美术史老师。到1963年快毕业时，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代培学生要么中断学业，以大专文凭毕业回原学校，要么随大学学满5年学制，毕业后统一分配。有的代培学生在地方已经成家了，觉得以后再分配不好说分到什么地方去，所以1963年有一批代培的同学就回到原学校去了，这样我们5年毕业时的同学是二十来个。”

　　聂崇正1965年毕业后，分配工作到故宫博物院。这一批学生分到故宫三个人，一个是聂崇正，还有一个后来当了副院长，班上的一对双胞胎兄弟，一个分到故宫，一个分到了上海博物馆。聂崇正这一届学生很顺利地毕业分配了，他声称真的是幸运。“我们下一届那一批学生就留在学校了，搞‘文化大革命’，最长的当了13年大学生。包括和我一届的雕塑系同学，因为他们的学制是6年，毕业时正好赶上‘文革’开始，也当了十几年大学生，后来到部队去锻炼了。”

　　接触业务从1972年开始

　　用聂崇正的话说，“开始分配到故宫也没干什么正经事。”因为他们都被要求去陕西搞“四清”。“我到陕西不久就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很快就给送回来了，之后就没再下去，其他人待的时间比我长，回来以后很快就‘文革’了。”

　　“文革”开始红卫兵串联，故宫还开门，但有些馆关掉了，“当时来串联的美术院校雕塑系的学生，还在雕塑馆做了收租院的泥塑，在故宫展览，来串联的学生们都去参观。”很快，卫戍区部队被派驻到故宫，故宫关门，不再对外开放。

　　“故宫关起门来在里头整天搞运动，也分成两派，贴大字报，互相开批斗会。但是好在跟红卫兵到底不一样，没有一个人提出来砸文物。”聂崇正感叹，“当时如果有人提出来，其实也没有人敢拦着，破四旧啊，谁敢拦？但没有人提。”

　　东西就都在库房里放着，库房的密封性还算好，“但不像现在书画这些东西都放在地库，地库里恒温恒湿是可以做到的，‘文革’之后才建的。”

　　到1969年，故宫80%以上的人都下放，到文化部系统湖北咸宁干校围湖造田，只留下很少人看大门，管安全，直到1972年。

　　“故宫那时候开始接受外国人参观。要考虑开放，老关着门总不是个事儿，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业务人员就调回来，但是也干不了什么事，直到1976年‘四人帮’粉碎，局势才有所转变。所以我接触业务实际上是从1972年以后，当然1972年‘四人帮’还没粉碎，也谈不上接触多少文物，只不过人回到了北京。”

　　聂崇正隶属于业务部，业务部分为保管和陈列两个部分，保管管理库房，聂崇正是做陈列。“当时业务部门的领导叫杨伯达，他提出来要整理故宫收藏的清朝宫廷绘画，因为这部分绘画相当长一段时间不太被人重视。”

　　了解中国古代绘画史的人都知道，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古代绘画史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宋元之前的画，至明清时期重视文人画，清朝宫廷画一直不受重视。“一种观点认为清廷画不够潇洒，带有工匠气，为皇家服务，使画家缺少自己的主观想法，所以相当长一段时间，清朝的宫廷绘画在有的绘画史中几乎不提，提也是一带而过。”

　　聂崇正在参加整理这部分绘画时，发现有些画其实很有价值，尤其是带有纪实性质的，比如帝后肖像、宫中活动等一些内容具体的纪实性绘画作品。“像皇帝在紫光阁设宴、到承德打猎，不但画得好，和史实还对得上，我觉得很有意思。”

　　文献资料和作品实物的高度吻合

　　使他兴致勃勃进入研究领域

　　现在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当时归属于故宫，这其中也有一段故事。“文革”之前第一历史档案馆在中央档案局治下，到“文革”中，中央档案局觉得明清档案都是历史糟粕，不能要，所以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部被清出了中央档案局系统，故宫收留了被“踢出来”的明清档案部，使其成为故宫的一个部门。巧的是，这给聂崇正的专业方向提供了极大便利。“我们和明清档案部的人平时吃饭、开会都在一起，很熟。去查档案，跟他们点个头、写个姓名，就可以把档案原件提出来，很方便。”

　　聂崇正在查阅档案时发现，很多档案里提到的事，或者说的某一句话，他前几天就在库房里的清廷画上看过。文献资料和作品实物的高度吻合，引领他进入了这一研究领域，兴致勃勃地开始了各种研究工作，“我当时抄卡片，抄了好几个抽屉，搞得挺投入，挺兴奋，也由此开始主要关注这部分绘画。”

　　清朝宫廷画中，纪实性绘画特别发达，除去帝后肖像，聂崇正觉得皇室活动的一些作品最有价值。“康熙朝到乾隆朝，有欧洲传教士画师在宫里当差，这些欧洲人提供了一种很写实的绘画风格，那是文人画体现不了的题材。”

　　这些欧洲人中就有郎世宁。郎世宁到了中国，确实在宫里起了很大作用，因为清朝皇帝需要表现自己的那段历史。“清朝主要是乾隆，从早年到中年，乾隆皇帝的肖像、他母亲的肖像、他皇后和妃子的肖像，都出自郎世宁之笔。这些帝后肖像画上面都没有落款，可能限于某种制度，不允许，但是我们根据绘画水平以及被画人的时间段，可以判断应该是出自郎世宁之手。”

　　随着研究的深入，聂崇正开始写一些文章，发表在《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美术研究》等专业性杂志上，慢慢人们也觉得这部分绘画确实有价值，后来陆续有人投入研究，现在已经成了一批研究者。“不光是北京故宫，台北故宫也有若干人，包括博物馆之外做美术史研究的也有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聂崇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