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王蒙八十自述》出版。作者如此写道：“我永远纪念着过往的60年、65年、80年，我期待着仍然奋斗着的未来。”八零后的王蒙仍然一如既往地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着纷攘的生活与幽微的情感。2014年出版长篇《闷与狂》，2015年文化论著《天下归仁》问世。2016年三本刊物同一时间发表了他的三篇作品：中篇《奇葩奇葩处处哀》（《上海文学》）、短篇《仉仉》（《人民文学》）、短篇《我愿乘风登上蓝色的月亮》（《中国作家》）。《女神》先在《人民文学》（2016年11月）发表，2017年单行本面市。2019年“四面出击”：中篇《生死恋》和《邮事》，短篇《地中海幻想曲》和《美丽的帽子》。2020年4月，作家出版社推出他的长篇《笑的风》。

　　老夫犹发少年狂的王蒙在创作和出版上的高潮迭起，成为中国文学界近年来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学奇观。这位“中国当代作家持久写作的不二标杆”，就是诗人奥登心中“成为别人眼中献身文学事业的榜样”的现实写照。而作为“文学工地第一线的劳动力”，其付出的辛劳又让人想起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的一个著名隐喻：“小说家拆掉他生命的房子，用石头建筑他小说的房子。”而我更愿意看到的是，付出如此艰辛的建筑终将成为写作者生命殿堂的一部分，丰饶着写作者的生命。诚如作者所言：“写小说的感觉是找不到替代的，人写起小说来，每一个细胞都在跳跃，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或者说‘哆嗦’，其实我更应该用的是‘嘚瑟’，连一只猫都能写活了。”

　　《笑的风》起初是以中篇小说的规模刊登在2019年12月的《人民文学》杂志上，然后又于2020年初被《小说选刊》与《小说月报》选载。然而，“我从发表出来的文本中，发现了那么多蕴藏和潜质，那么多生长点与元素，那么多期待与可能，也还有一些可以更严密更强化更充实丰富的情节链条因果、岁月沿革节点与可调整的焦距与扫描。这些，等待我的修饰，等待我的投入。中篇小说文本它拽住了我，缠住了我，要求着与命令着我，欲罢不能，难舍难分……我又用了两个月时间，用了只重于大于而不是轻于小于夏季原作的力度，增写了近五万字，一次次摆弄捋理了全文，成为现在的文本。”

　　增补与修订的心理基础当然是完美主义。但它并不完全出于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顺应了文学的客观要求。它根源于作者对汉语表现力的重新认识，也根源于他对文学虔诚的信仰。这位“高龄少年”好似一个顽固的“修正主义者”，在他殚精竭虑的努力下，长篇《笑的风》的语言呈现出更加流畅的线条和比较丰富的层次，其中的细节既饱满真切又颇有分寸，而其对主题的挖掘也更加有力，对主题的诠释也更加清晰。因此，后面的这本《笑的风》，包括了前面那本《笑的风》的全部文学要素、全部精华内容。或者说，后一本《笑的风》是前一本《笑的风》的升级改造版。

　　《笑的风》展示的是两个中国家庭和两个知识分子的命运。时间跨度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2019年。它的空间从中国北方的一个乡村延伸到省城、上海和北京，及至海外的德国、希腊、匈牙利和爱尔兰。在这样的时空里，作者重新审视了整整60年的中国历史。

　　《笑的风》这个名字，让我想到的是汪静之1921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蕙的风》。在诗人眼中，苦苦思恋的爱人是被“深锁”中的“蕙花”。两个相爱的男女，因着种种世俗的羁绊，被强行阻隔，不得相见。其写作背景是诗人汪静之与湘女傅慧贞已经山盟海誓，却因女家棒打鸳鸯而分手。《蕙的风》是写给傅的情诗，蕙慧谐音。而《笑的风》则是主人公傅大成在1958年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远处飘来的一缕女孩子的笑声触发了他蛰伏已久的青春洪流，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地写下了改变他命运的诗歌《笑的风》。惠风熏人令人醉，笑声袭人让人晕。只是与前者含蓄婉约的韵味相比，后者则是直抒胸臆的爽朗。

　　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一直是王蒙小说所探讨的主题。通过呈现身处“偶然”与“必然”之间的个人的处境，他的作品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历史，认识自己。《笑的风》的主人公傅大成的每一段人生历程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变迁的烙印——因了贫民的阶级成分，傅大成得以成为意气生猛的“大跃进”年代高中在校学生；而一首格调清新、内容淳朴的诗却招来学校希望他慎独、谨言、注意群众影响的批评教育；仕途无望的他却因根正苗红的形象与全村第一个高中生的身份而娶到贤惠俊美的渔村女子白甜美；灵秀的大学女生与优雅的单位同事，让本就小心翼翼掩饰自己包办婚姻的傅大成甚至起了让妻子断了与他团聚的妄念（上世纪60年代，许多城市严格管控人口，谢绝农业户口的家眷）……

　　熬过动荡年代的傅大成，凭借正当其时的两篇作品，于1979年的早春二月参加了北京一家文学出版社的创作座谈会。这不但让偏居边城的他大开眼界，也让默默无名的他备受关注，更为重要的是他重新听到了二十多年前的笑声与风声、女声与春天声。那是爱情的声音，是召唤的声音。才华逼人的大学教师杜小鹃让他体会到久违的心慌意乱与少见的夜不成眠。书信往来中相互激赏的二人在上海的文学会议上更是互诉衷肠，直至1985年在访问德国西柏林的行程中难舍难分。背着“现代陈世美”的骂名与承担众叛亲离的结果，傅大成与杜小鹃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写作者的自传。因为将自己变成别人或者是将别人变成自己是写作的基本功能。我们不敢妄猜作者自身的情感历程，但在傅大成的文学之路与生活经历中，似乎依稀可以窥见有着漫长文学生涯与丰富人生履历的王蒙的身影。写作是孤独的精神探险，也是一种神圣的人文事业，“明年我将衰老，今年我仍兴致勃勃……我仍然不能忘情于文学，忘情于奋斗，忘情于大地，忘情于人民。我写革命的豪迈、成长的代价、沧桑的热泪、生活的芬芳、人心的不渝。”我们从王蒙宣言式的话语中感受到的是一个“反潮流”的作家，他的青春期好像还没有结束，他的生命好像才刚刚开始，一如他的自我勉励，“那就发力吧，再发力吧，用你的魂灵肉体生命耄耋加饕餮之力，给我写下去！”（冯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