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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斩获金鹿奖最佳影片奖
第十五届中国长春电影节10日晚在长春闭幕。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获得金鹿奖最佳影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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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中国女排队长朱婷致敬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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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钢”院士,一辈子就爱听钢铁“唱歌”
王国栋:在国际上连创4个第一,推动中国钢铁由“傻大黑粗”变“绿富精强”
“大幅度提高传统钢铁材料的性能,延长使用寿命,又能有效地提高钢材的利用率和回收率,减轻了企业成本和环境压力。”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国栋团队开发的超级钢,在国际上连创4个第一,就像一座里程碑,标注出领跑者的速度和气魄。
“我不喜欢别人叫我‘超级钢之父’,我们需要的是脚踏实地,而不是头顶的光环。”奔腾的钢花日夜飞溅,厚重的轧机轰鸣成曲,王国栋就是那个爱听钢铁歌唱的人。“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人生苦短,实在是挤不出更多的时间了。”
王国栋院士(中)指导研究生进行控制冷却试验。受访者供图
结缘钢铁,谱一首铁与火之歌
王国栋所在的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位于东北大学东南侧。每天早上,78岁的他早早便会来到这里。
“我每天走路来上班,既节省了运动的时间,又能保障充沛的体力来完成工作。”王国栋这样描述自己一天的开始。
熟悉王国栋的人都知道,他太忙了。翻开他的日历,每年约有一半的时间忙于给企业解决技术问题,推动钢铁智能化生产技术体系在钢厂落地……
“我去钢厂有‘瘾’。到了钢厂,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王国栋说,他对钢铁的情结是熔铸在骨子里的。
1950年,8岁的王国栋随父母来到鞍山。那时,如火如荼的建设工地、捷报频传的钢厂建设项目,还有那顶天立地的钢铁工人,是“钢都”生活的主旋律。
鞍钢的大型无缝七高炉是他幼小心灵中一座巍峨的殿堂。
20世纪50年代,鞍钢出了三位享誉全国的劳动模范——孟泰、王崇伦、张明山,他们是风靡全国的技术革新代表人物。“我就是听着他们的事迹长大的,是他们的‘粉丝’。”王国栋说。
“别人都说钢铁车间太吵,但是我觉得那是钢铁在歌唱,仔细听是可以听出韵律的。”在他看来,巨大与细微、粗犷与精密,就像高音和低音一样,有机统一在钢材的轧制过程中。
钢铁厂热气蒸腾的生产车间,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深深镌刻在了王国栋的记忆里。大学填报东北大学(当时校名为东北工学院)钢铁冶金系钢铁压力加工专业,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1968年到1978年,十年的时间里,王国栋在被称为钢铁行业“阎王殿”的鞍钢小型厂,度过了化茧成蝶的青春岁月,还笔译多部俄文专著、与3位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工人组成技术革新组,解决了当时周期断面钢材轧制成材率低下的问题,被誉为鞍钢“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重大成果。
“那是我成长脱胎换骨的十年。”回忆起那激情燃烧的日子,王国栋依旧深情不减,“我国的钢铁工业还很落后,我有责任为祖国钢铁工业的崛起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197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更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王国栋考取了北京钢铁研究总院压力加工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母校——东北大学任教,并在这里尽献芳华。
自力更生,国之重器不能受制于人
钢铁,作为工业之粮食,大国之筋骨,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钢铁工业发展与世界领先水平仍有不小的差距。汽车用钢、桥梁用钢、高层建筑用钢、工程机械用钢及航母等大国重器用的高端钢材,仍受制于人。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去拼出一个新天地。”与钢铁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王国栋,深知打破钢铁材料瓶颈,国之重器才能不受制于人。
1998年,在国家“973”项目的支持下,他和团队开始了“轧制过程中实现晶粒细化的基础研究”课题。
当时,日本、韩国已相继启动了探究晶粒细化极限的实验。而凭借多年的一线经验与实验结果,王国栋和团队决定不盲目追随日韩的潮流,而是定位在现有工业条件下能够实现的目标,创新性地提出了晶粒适度细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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