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吴仲超（1902—1984），上海人。早年就读于上海法科大学政治经济专科，1945年至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秘书长，1948年后历任中央华东局秘书长、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1953年任华东局党校副校长。1954年6月至1984年9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曾兼任文化部部长助理。

　　任职故宫后，吴仲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综合型古代艺术博物馆的定位，对故宫博物院组织机构进行调整，组织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推动了故宫的文物保管、陈列展览、学术研究等工作，建成了一支国内外颇具影响的学术队伍。

　　吴仲超还将个人收藏的陶瓷、漆器、铭刻等各类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吴仲超是故宫博物院建院后的第三任院长，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院长。

　　在故宫工作的30年里，吴仲超继往开来、锐意探索，领导故宫博物院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他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奠定了新中国故宫博物院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基础；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故宫博物院贡献了全部心力；他严于律己、无私奉献，将毕生所藏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他光明磊落、品德高尚，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得到了所有故宫人的爱戴。在故宫人心中，他是一位学识渊博、业务谙熟的学者，是一位工作严谨、领导有方的领导者，是一位功绩卓著、有口皆碑的共产党人，他开创性研究和建设文博事业，取得了让故宫人自豪的成就，是文博界当之无愧的优秀领导人，所有故宫人都发自内心地尊称他“吴老”。

　　新中国故宫事业的开拓者

　　晚清以降的百年，中华民族受苦受难，经历炼狱，中华文物同样饱经劫难。出生在江南人文之地的吴仲超，很早就形成了对文物文化的情愫，并为他几十年军旅生涯增添了浓重而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笔。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觊觎中华文化之精髓，到处搜刮文物。中国共产党人在痛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也积极抢救搜集文物，保护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另一条战线上投入战斗。当时，吴仲超、李一氓等便承担着这一使命。军中戏称李一氓为“字画主席”，吴仲超则有“古董秘书长”的雅号。部队驻扎村中，谁家曾是翰林出身，残存的旧书中尚有明版，四外有哪些古迹，残损状况如何，有条件时集中保存，无条件时则记录在册。日常接触到的人中，谁能书善画，谁能鉴别古物的年代，总之，一同共事的人有任何特别之处，能干与否，都成了他心中的信息积累。据上海博物馆陶喻之先生研究，1947年，华东局干部从山东转移到大连，吴仲超当时担任北撤干部管理委员会秘书长。他向组织提议，在大连办一家古玩店，一来可以收购流散的文物，二来可以作为地下党组织活动联络地点。特别指派有丰富经验的古玩行家马泽溥做副经理，负鉴定取舍之责，而且规定只收购而不出售。

　　1949年春，吴仲超回到山东，担任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其间，山东文物的征集、保管工作井井有条，成绩斐然。与此同时，马泽溥照旧在大连收购文物，从1949年到1951年结束营业，共为国家收购了200多箱文物。后来，一部分藏品转交山东省博物馆保管，另一部分则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新中国成立后，吴仲超先后担任华东党校副校长兼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1954年，在组织征求意见时，因为喜爱文物工作，热爱文物事业，他主动申请到故宫博物院工作。

　　在吴仲超上任院长前的一段时间，故宫博物院的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问题多，困难大。吴院长用近半年的时间走访调研，以解决“垃圾多、非文物多、问题多”为切入点，认真思考故宫的定位，通过全院上下反复酝酿、讨论，并征求郭沫若、郑振铎、夏鼐、容庚、沈从文等专家的意见，将故宫博物院初步定位为集历史艺术、古建、宫廷三大体系于一体的综合型古代艺术博物馆。这一方针的确立，基本上明确了此后 30年间故宫古建保护和陈列展览的发展方向和基本格局。

　　为了推进故宫博物院传统的古建修缮、科学的文物保管、多元的陈列展览和蓬勃的学术研究，吴仲超院长着力改革管理体制。他在原有保管部、陈列部、群工部以及几个专门委员会的基础上，增加了学术委员会、编辑出版委员会、文物与非文物审查委员会、文物征集委员会、文物鉴别委员会、文物修复委员会等机构，并相继增设古建修缮处、研究室等专业部门，逐步探索适合故宫博物院文博事业的机构设置，同时针对文物管理、库房管理、文物征集、藏品保管和陈列展览等工作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通过“规矩方圆”的建立，文物保管、陈列和修复的岗位责任制的落实，故宫博物院形成了比较科学的管理模式，实现了博物馆事业的转型和发展。

　　故宫人才队伍的建设者

　　人才队伍一直是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郑欣淼先生在《吴仲超院长的开拓性贡献》一文中说过，“1952年一场‘三反运动’，许多人被迫离开故宫，受到批判，这对于故宫队伍是一次严重的伤害”。到1954年，故宫博物院从事业务与管理的干部不足400人，其中有300多人是从部队转业复员的官兵。为了让这些同志更快地适应和转变，从革命战士、职业军人成长为文化工作者，吴仲超院长积极倡办成人教育，并专门成立了教育科，举办夜校，组织职工上夜校，读中学，想方设法提高这批年轻人的文化基础，然后再把他们分配到相关的工作岗位上进行锻炼。这些举措，不仅推动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而且改变了很多职工的人生轨迹。除此之外，1954年、1956年，故宫博物院先后从北京多所中学挑选毕业生，让他们跟随有经验的专家学习。从1962年开始，又陆续从北京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招进一批本科生、研究生。他们在各专业岗位经受实践锻炼，后来都成长为各个门类的专家。在吴院长的培养计划之下，故宫博物院博物馆事业有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除此以外，吴仲超院长还以敏锐的眼光，大胆使用1949年以前入职故宫的老职员。这些人大部分曾经是“三反运动”的对象，如王世襄、朱家溍先生等都在此列。朱家溍先生1946年入职，“三反运动”中被列为重点对象，1954年后一直没有适合的岗位。1956年，故宫博物院人事处通知他仍回陈列部工作。朱家溍先生重新回到故宫后，吴院长和他长谈了一小时，让他顿有知己之感。

　　故宫博物院素有“大百科故宫”之称，为了让故宫的学术研究尽快与其历史文化地位相匹称，吴院长延揽了一批专家学者和能工巧匠来到故宫博物院。他秉持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理念，“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文物大家唐兰、书画大家徐邦达等、陶瓷大家孙瀛洲、金石大家王文昶、古建大家王濮子等纷至沓来，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氛围。在加强故宫博物院学术力量的同时，也奠定了不拘一格吸纳人才的用人传统。

　　有了专家，有了人才，吴院长还真心诚意、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从改善研究条件、办公环境到分配住房、安置家属，吴院长无微不至，让故宫的职工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唐兰、陈万里、单士元、徐邦达、朱家溍等老专家，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唐兰、单士元两位专家还被提拔为副院长，在管理岗位上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才干。

　　吴院长延揽人才的举措，使故宫博物院形成了一支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国宝级学术人才队伍，在书画、青铜、陶瓷、玉器、金石文字、文物修复复制等领域提升到顶级水平。

　　完整故宫保护的践行者

　　“完整故宫”是故宫博物院的前提和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紫禁城内古建筑破坏严重，处处可见残垣败瓦、满目疮痍。为此，吴仲超院长一方面在文化部和解放军的支持下，组织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紫禁城卫生大扫除。历年积留下的垃圾渣土、乱砖碎石等，约清运出25万立方米。同时，吴院长还组织人力疏浚河道、修缮河墙、通滤明暗水沟，并增设污水管道，不仅解决了紫禁城内污水排泄问题，还彻底解决了紫禁城内肮脏、腐臭的卫生状况。另一方面，他确定了“着重保护、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方针，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特别是专家学者的建议，制定“修旧如旧”的修缮原则，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故宫古建的修缮程序、技术和经验。整坍治塌、剔糟除朽、油饰彩画、红墙刷粉、地面铺墁、增设避雷设施等全面展开，3年修缮了8万余平方米古建筑，再现了昔日皇宫绚丽辉煌之貌。20世纪50年代，故宫大规模修缮了中路、西路、东路、外东路和宁寿宫区等重要区域，地面翻墁，油饰彩画，恢复了金殿辉煌的庄严面貌。70年代，故宫修缮了中轴线前三殿、后三殿等殿宇的油饰，使重点区域建筑面貌有所改观。1974年，国务院批准《故宫博物院五年古建筑修缮规划》。按照这个规划，故宫对午门雁翅楼、东南角楼、皇极殿、后三宫、钟粹宫、景仁宫等多处建筑进行修缮和油饰。到80年代，养心殿、武英殿、畅音阁等重点修缮工程也渐次完成，着重大修或大木加固工程，并安装了避雷设备确保古建安全，建筑风貌有了较大改观。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因故宫博物院“地广人稀封建落后”，有人提出把故宫分为五大块作为园林，也有计划要对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清除糟粕建筑物。1959年10月，故宫向北京市文化局提交了一份报告，中心意思是“紫禁城范围内的建筑必须加以保护，保持古建筑的原有面貌。修缮以复原为原则，保持原有风格”。为配合工作方案，故宫也在东西华门两侧沿道路向北安装了路灯，闭馆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钟，在文华殿、武英殿周边树下还有不少石凳。

　　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一方面坚持既有目标，坚定维护故宫的完整性，以保护历史文化的高度责任感推动故宫古建的保护工作，另一方面，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为尽力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顶住压力、沉着应对、积极呼吁、冷静处理，使故宫免遭破坏。2012年，在纪念吴院长的座谈会上，杨伯达和谢辰生两位先生都说到1959年的“报告”事件，他们的看法是，吴仲超院长以他的智慧保存了故宫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