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主张以“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来书写国史，彰显了他中国情怀的一面，而被瑞典学者马悦然视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中“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同时他的这一撰史主张也是对近代以来偏激的历史虚无主义、庸俗的进化观、似是而非的文化自谴论者的回应和针砭。在他看来，治史者首先应有一个健康、宽容的心态和胸怀，对自己过去的历史，不能开口就骂，作全盘的自我否定。历史的病态面、阴暗面固然应当揭露、批评，但揭露、批评也应有根有据，同时还应把握分寸，批评不能太尖太刻，力戒谩骂。全盘否定，一概骂倒，是一种不健全的心态，不利于培养国人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感，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他力图通过发掘历史中深藏的民族文化力量，让国人从辉煌灿烂的历史中找寻强大的精神力量，以重建民族的文化认同，重拾国人对历史文化的自信。在欧风美雨浸染的文化氛围里，在崇洋蔑己、全盘西化甚嚣尘上的时代思潮中，钱穆弘扬中国文化精魂的热忱和勇气，他对中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尊敬的。

　　对“士”精神和作用的论证与弘扬

　　在《国史大纲》中，钱穆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如论述先秦民间自由讲学兴起和宋明社会自由讲学再兴起的演变，论春秋战国大势所提出的文化同化论，秦汉相制与汉代文治政府，魏晋屯田、占田、课田至唐代租庸调的演变，自唐至明南北经济文化的转移，王安石变法有南北地域的背景，对中国传统政治、传统社会的解读等等，皆多创辟之论。不过读罢全书，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他在书中对中国历史上士阶层的论述，及其对士精神和作用的论证和弘扬。

　　钱穆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其中心力量就是“士”。钱穆常引孔子“士尚志”“士志于道”，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来阐发历史上“士”的精神和作用。在他看来，“士志于道”，故能“以道存心”。这里所说的“道”，即指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既然“士”是“道”的承担者和践行者，他就应为中国文化承担道义和责任。所以他在《国史大纲》中用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来阐释国史及其演变，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分合、治乱，学术文化的传承，传统社会的赓续，皆与“士”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息息相关。

　　钱穆极力表彰士阶层在中国历史演进的作用，在《国史大纳》中他把士阶层的活动分为四期：春秋末，孔子自由讲学，儒家兴起。下逮战国，百家竞兴，游士声势，递增递盛。一面加速了古代封建统治阶层之崩溃，一面促成了秦汉以下统一大运之开始。中国四民社会以知识分子“士”的一阶层为之领导之基础于此奠定，是为中国史上士阶层活动之第一期。两汉儒学，创设了此下文治政府的传统，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二期。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八百年间，士族门第禅续不辍，而成为士的新贵族，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三期。晚唐门第衰落，五代长期黑暗，以迄宋代而有士阶层之新觉醒。此下之士，皆由科举发迹，进而出仕，退而为师，其本身都系一白衣、一秀才。下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四期。在这四期中，钱穆特别看重宋明儒，极力表彰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精神，即钱氏在书中所称的“秀才教”精神。他说宋代士大夫不仅胸怀儒家的理想，而且还把这些理想付诸实践，用理想来转换现实政治，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在事功的层面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不仅对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陈亮“开拓万古心胸，推到一时豪杰”所呈现出来的伟岸的精神气象极尽表彰，还对他们的“社会自由讲学”运动、所主持的种种“社会事业”，诸如义庄、社仓、保甲、书院、乡约等躬行实践皆诉诸笔端，再三致意，心有戚戚焉。他对近人批评宋学为空疏之学深致不满，声称“自宋以下学术，一变南北朝隋唐之态度，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以天下为己任，此乃宋明以来学者惟一精神所寄。”

　　钱穆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乾嘉时代，抛弃了宋明儒经世明道的治学宗旨，演变成为考据而考据、为学问而学问的学风，虽然在古经典的训释考订上有不少发明，但“自宋以来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却渐渐消沉了”。到了近代，传统的士人精神，在功利主义思潮和个人主义思潮恶性膨胀中失落了。他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于是“四民中少了一民——士，社会骤然失了中心”，变成了一个没有重心、失去了灵魂的社会。所以他大声疾呼，在当今的社会里，应重新恢复“士”的精神来作社会中心的主持与领导，应弘扬传统的“士”的精神来重建民族文化之“道”。

　　对“士”精神的论证和弘扬，是钱穆一生关注和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这不仅表现在他在《国史大纲》中对历史上士大夫知识精英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的极力表彰，反复致意，而且后来还写有《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等专篇论文来阐发士阶层的变动与社会分合、治乱兴衰之间的关系，彰显“士”的精神在国史演进中的主导作用。在92岁告别杏坛的最后一课中，他也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讲题，以王安石等人为例，来阐述弘“道”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他孜孜不倦地告诫我们，“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可说中国的士，应是一个人文宗教的宣教师。他们常要不忘记自己是半个和尚，或是双料和尚，而不仅是一个有知识的读书人。”有一次，钱穆在台北素书楼为学生讲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讲什么是“读书人”，什么是“士”，讲“士尚志”，“士志于道”，士不耻“恶衣恶食”，“士任重而道远”，讲范仲淹的“先忧后乐”，讲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突然口风一转，略带激动地说：“外边有人说我是什么史学大师，又是什么国学大师。我哪里是要当什么大师，其实我心里真正想做的是要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

　　一部成功的中国通史著作

　　在中国近现代史坛上，编写过不少的中国通史著作。比较早的通史著作，如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仅写到隋代以前，只能算半部通史。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只写到了西周。在1940年代初编写的通史著作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钱穆的《国史大纲》等著作。张荫麟英年早逝，所著《中国史纲》，仅止于东汉开国。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虽已编至清代，但在当时仅为讲义，而未公开出版。惟有钱穆的《国史大纲》，上下两册，首尾完整，贯通古今，是当时影响最大的通史著作。《国史大纲》出版后，好评如潮。缪凤林称“时贤著作，实鲜能与之比拟，立言之正，尤为抗战以来出版界所仅见。”顾颉刚把《国史大纲》列入近人写中国通史“较近理想”的一部，称“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严耕望也说：“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内容既见识力，也有深度，迥非其他几部通史所能企及。”著名学者金毓黻称近人治中国通史最有名者，首推钱穆。他在《静晤室日记》中称赞《国史大纲》的长处在于“务去陈言，自申己见，戛戛独造，依傍一空”，“诚不愧国史之佳作”。在中国现代学术界有“一代词宗”之誉的夏承焘读完《国史大纲》后，在其《天风阁学词日记》中也记下这样的感言：“宾四甚可爱佩，读其书，使人思染手史学。”足见此书独特的魅力所在了。（陈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