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前后，我们的研究团队对上述地区这些年生育政策试点的效果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在政策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多年来这些地区并没有出现人口暴增的情况，反而一直保持低增长的态势，生育水平一直保持在两个孩子以下。而且，这些年来，这些地区的一孩比例不断上升，二孩比例不断下降，三孩生育基本没有。也就是说，即使政策允许，生了一个孩子后再想生育的家庭越来越少了。大家的生育意愿已经转变，生育政策的约束作用已经不是主导人们生育行为的首要因素。

    在这些试点地区，放开二胎不但没有导致人口的激增，反而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后果。最明显的后果就是，这一政策有利于促进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翼城、酒泉、恩施分别所在的山西、甘肃、湖北三省的出生性别比都严重不正常，2000年的人口普查时分别是112.5、114.8和128.2.可是，上述三个试点地区的性别比一直保持在正常范围，而且近年来还越来越正常。可见，放开二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育数量与性别之间的矛盾。除此之外，这些试点地区的经验也证明，全面放开二胎更接近群众的生育意愿，缓解了生育问题上的干群矛盾，推动了计生工作向为群众提供优质健康服务的方向转移。

    中国青年报：有人担心，由于启动单独二胎政策由各地根据自己情况来决定。如果一些地方在调研上用上个三五年，这一政策真正实行的时间就要被大大推后了。

    顾宝昌：大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三五年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于一个现在就已经三十多岁的女性来说，错过了这三五年就是错过了一生的生育机会，以后人生的轨迹就会发生改变。单独二胎政策虽然现在已经启动，但在真正实施过程中，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首先，放开单独二胎，有的地方盼望已久，有的地方的观念却一直没有转变过来，还停留在严查大肚子、狠抓计划外的时期。

    对于后面这些地区来说，如果想要单独二胎政策贯彻得好，就涉及当地计生部门的工作转型问题，转不过来，就会出问题；其次，现在放开单独二胎的政策是有了，可是正赶上政府机构调整，卫生部门和计生部门合并的时期，执行上可能存在一些障碍。现在中央机构层面的合并已经完成了，省一级的机构调整还没有完成，市县一级机构的调整还没有开始。当机构和岗位都还没有尘埃落地时，要集中精力来做好生育政策的调整工作就难免有困难。

    长期低生育率、老龄化、城市化、人口流动将给中国带来巨大挑战

    中国青年报：中国当前人口问题存在哪些风险？

    顾宝昌：我国人口问题的风险不在于数量或规模，而在与结构。具体地说，有四种结构性的人口趋势，将给未来的发展提出巨大的挑战。

    首先是生育率将长期走低。看看周围的80后、90后甚至00后就会知道，想要回到几十年前的那种生育水平已经不可能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由于饥荒、战争等因素经历过人口的低增长期，可是从来没有过低生育率时期。一个低生育的中国社会将是什么样子，我们无从得知。

    其次是老龄化社会。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1.8亿，占全国人口的13.26%，比10年前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上升了2.93个百分点。这还不是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因为30～50岁的人群是人口金字塔上最大的年龄人群。今后10～20年，当这个年龄人群进入老年，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可想而知。对于老龄化社会，从其他国家看到过，但是中国并没有经历过，到底应该怎么应对没有任何经验。

    老龄化社会提了很多次，可能在许多人那里都已经听腻了，认为应对老龄化社会无非是多建一些养老院、多发展一些养老产业而已，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就拿一个不涉及到医改、建设养老院、退休金改革等复杂问题的小事情来举例。有很多6层楼的老房子没有电梯，许多人年龄见长，上下楼越来越困难，上不来下不去，幸福感自然大打折扣。于是近年来呼吁给这些楼装电梯的声音越来越高。据统计，在北京，这样的楼有3万幢左右。假设每幢上有10个老人因为没有电梯而无法上下楼，那么光在北京涉及到的老人就在30万左右。全国保守估计，再乘上个100，就是3000万左右老人。我有一次在一个边远地区讲课，台下的市长听到我这个例子，立马站起来感叹说不能再建这种6层楼了。如果在实际上低估了应对老龄化挑战的艰巨性，将来是会措手不及的。

    第三是城市化问题。几千年来，中国是农村社会而非城市社会，随着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那种中国乡土社会肯定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一个城市化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历史上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参照。

    第四是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流动人口已经超过两亿。过去，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基本上是不流动的。越来越流动起来的中国社会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是不知道。

    可以预见，这四种现象，将会给中国提出史无前例的人口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将不单单止于人口层面，更会带来社会形态的改变。

    中国青年报：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史无前例的挑战呢？

    顾宝昌：最迫切的就是要正视这种挑战的到来。整个社会要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更要看到正向我们走来的人口挑战是什么样子。有了认识上的转变，其他问题就顺利成章了。就拿现在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来说，讨论不能只停留在生不生、生几个这种表面的问题上，把它放在即将到来的人口挑战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就好理解多了。政策是对现实情况的应对，现在人口的现实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以前的计划生育政策自然没有一成不变的理由。

    令人庆幸的是，这次三中全会决定启动生育政策的调整。这不仅是一个政策上的调整，更引起了全社会对生育政策乃至人口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全民认识的提高是政策调整的基础，只有当广大公众对即将到来的人口挑战认识得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明白，推动政策调整的动力也会越来越大。

    我相信，就像经济改革中出现了深圳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一样，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也不会是全国一刀切。在生育政策调整上，也应该根据中央简政放权的精神，允许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自己的模式和探索。

    中国青年报：您曾说，年轻人最应关心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问题。为什么这么说？

    顾宝昌：因为这些都涉及到年轻人的切身利益呀！现在在生育政策与人口问题上，尽管争论非常激烈，可是年轻人往往很少关注。我经常给自己的学生说，当未来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到两个劳动力就要养一个老人的时候，那个老人指的不是我，而是你们自己。所以，现在的生育政策调不调整或者怎么调整，后果都是要80后、90后去承担。年轻人要意识到，这些问题都和自己未来的命运息息相关，一定要关注这些问题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向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