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北京儿童医院特需门诊，94岁的张金哲院士在病历本上记录检查结果。近些年，张金哲院士一直坚持着周一、周四出诊，他还会到病房查房，和年轻大夫讨论业务。

94岁的儿科专家张金哲。

在白大褂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随身携带为患儿家属准备的“小纸条”。

为一位小患者做腹部检查。

患儿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来了，围着张老了解诊断结果。

张金哲与肿瘤科的年轻大夫们一起讨论课题。

张金哲院士和患儿。

张金哲在肿瘤科查房。

北京儿童医院住院楼楼道，大夫们护送94岁的张金哲回到办公室。

　　94岁的儿科专家张金哲对儿童患者有着自己的理解：“把孩子当人，把家长当服务对象！”

　　10月29日，北京又是一个雾霾天。一大早儿，北京儿童医院就诊楼里挤满了带着口罩的患儿和家长。张金哲院士换好白大褂，在同事的搀扶下来到肿瘤病房查房。病床前，他前倾着身体，以便助听器更清晰地接收到科室主任介绍病情的声音。几位观摩学习的年轻医生，悄悄地掏出了手机，给张老拍照。

　　张金哲，著名小儿外科专家，我国小儿外科重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从医近70年，为万余名儿童操刀手术。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着周一、周四出诊，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半天诊疗的患儿从20多位逐渐减少到现在的1位。

　　推开诊室的门，便会看到满头白发却一丝不乱的张老。他虽有些驼背，但腰杆尽可能挺直。他微微起身，满面笑容地缓缓摆手，邀请患儿和家长就坐。这天，一对夫妻带着两岁多的孩子专程从河北唐山赶来，孩子排便困难，从河北到北京已经看了大大小小很多家医院，检查的材料装了几袋子，但一直没有确诊。

　　了解病情并征得孩子同意后，张老开始给患儿做检查，同时请家长顺着他的手势也来摸一摸。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检查前征询孩子的意见，检查中详细向家长解释，请家长亲自摸一摸。

　　张老根据检查判断，孩子身体没有问题，问题出在习惯上。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摞小纸条，小纸条用订书器订好，他撕下其中一张，告诉孩子的母亲，这是他和医生还有患儿家长们总结的“三段排便”训练方法。

　　张老随身带着几十种小纸条，都是对不同常见病症的病理和护理总结。他说，普通门诊，短短的几分钟里，让患儿家长理解医学书上几个章节的原理是不可能的。他利用业余时间对常见病总结、提炼、简化列出几条，写在纸条上，便于家长尽快理解。

　　张金哲和肿瘤科医生们讨论课题时，年轻大夫问：“治疗如果最终医学上无计可施的时候，怎么和家长谈呢？”张金哲半扭过身体皱起眉说：“我们医生永远不能说放弃治疗、放弃病人，当医学上已经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还是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病人一起抵抗病魔。放弃是孩子家长绝对接受不了的。”

　　据张老介绍，一直以来，医学院毕业生大多不会将儿科作为首选，儿科大夫不好当，孩子不会说，妈妈要求高，而且工作强度也很大。如今很多普通医院取消了儿科，像儿童医院这类的专科医院患者数量极大，仅门诊每天就要接待上万名患者。近年来，儿科医生出去留学的不少，回来的却不多，还有曾经出国留学的儿科医生回来在医院里卖奶粉，他们觉得这样挣钱多，难度小。

　　据《中国卫生年鉴》2012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儿科医生缺口逾20万人，儿科医院仅占医院总数的0.52%。今天，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变得更为突出。

　　据了解，供不应求的儿科医生现在还面临着后继乏人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儿科专业从医学院学科中被取消，而被统一划入临床专业。从1999年起，大多数医学院校已停止专门的儿科专业招生。中国每千名儿童拥有医生数仅为0.26名，而美国每千名儿童拥有医生数为1.6名。

　　说到自己做了一辈子儿科大夫，张金哲说：“我的经历让我有坚实的信念和思想基础。”1941年，张金哲考入协和医学院。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学院全体学生被编入当时日本人控制的北大。张金哲拒绝进入日本人的学校上学， 1942年他只身连夜逃往上海，经过几年碾转才进入上海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