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联声（左二）在“使鹿部”鄂温克族猎民狩猎点采访。

　　董联生，一位汉族人士，却40年如一日无数次深入猎民点，调查、研究在深山密林中的“使鹿部”鄂温克族猎民的历史和现状，成果填补了多项民族历史研究的空白，破解了多项几欲湮没的民族历史之谜，挖掘、抢救、保护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足迹遍踏猎区

　　额尔古纳左旗（今根河市）境内敖鲁古雅河畔密林深处，居住着一支被称为“使鹿部”的鄂温克族猎民，每年都吸引大批客人游览和考察。当时在额尔古纳左旗旗委宣传部工作的董联声经常有陪同客人到那里考察的任务，有机会了解和接触了这支鄂温克猎民。他们的古老民风和神秘历史，深深吸引着董联声，促使他一定要探个究竟。

　　于是，大兴安岭西北麓各狩猎点的“撮罗子”里、林荫间、小溪旁，到处都留下了董联声辛劳的足迹。

　　索罗共氏族后代、素有“大兴安岭活地图”之称的老猎民杰什克·索，是董联声接触最早、接触时间最长的鄂温克老猎民。第一次采访杰什克·索是在1978年，老人回忆起本民族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狩猎趣闻，如数家珍。并一再嘱咐：“你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历史写清楚，传给后人！”

　　杰什克、阿力克山德拉、阿力克谢依、瓦劳佳、玛克辛姆……无数鄂温克老猎民都成了董联声的采访对象，那一本本记满鄂温克民族历史的笔记本越集越厚，一项项民族历史研究成果，在他头脑中愈来愈清晰……

　　民族人口探秘

　　由于鄂温克人没有本民族文字，文献记载寥若晨星，一直没有专家或学者专门研究这支鄂温克人的人口问题，因此，这里的人口发展变化情况成为历史之谜。

　　董联声翻遍有关人口学的相关教材，又多次向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蔡文眉教授、何风琴教授等专业人士请教，调查了解鄂温克猎民300多年的人口情况，采访鄂温克老猎民……撰写出近3万字的长篇论文《“使鹿部”鄂温克人历史上的人口变化和定居40年人口现状》。文章认为：“使鹿部”历史上的民族人口发展变化可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历史上人口急剧下降出现猛跌锐减的根本原因有四大项。同时对1965年至2005年定居40年间人口徘徊不前、缓慢发展的根本原因进行了探讨。

　　这项成果填补了我国人口研究的一项空白，为国家制定民族人口保护和发展政策提供了宝贵依据。之后，董联声又完成了《“使鹿部”鄂温克人死亡原因分析》《死亡人员情况表》《几个历史年段鄂温克猎民家庭人口组成情况调查》《鄂温克人对外通婚情况调查》等一大批研究成果，破解了部分民族人口发展变化之谜。

　　“族谱”重见天日

　　董联声发现鄂温克族氏族谱研究是民族历史研究的一项空白，他再一次从零起步。

　　氏族族谱涉及到每个具体家庭和具体人，是一项复杂细致而浩繁的系统工程。为了查找一个人的相关素材，董联声不知要走多少路，采访多少人，才使之准确无误。如20世纪70年代末期，关于固德林氏族老猎民依那兼吉的死亡原因和死亡时间，众说纷纭。董联声一次次往返于狩猎点和定居点，甚至专程到海拉尔市寻找他的后人和亲属，反复核定，才最终确定。查找在世的人相关资料同样困难重重，卡尔他昆氏族后代何秀红一家早已举家南迁，没留下任何线索，董联声连续数年不间断地查访，耗费资金，才查清了全家的具体情况……

　　“使鹿部”近代共有四大氏族，分别是索罗共、卡尔他昆、固德林和布利托天。2007年10月，董联声饱含汗水和心血的《“使鹿部”鄂温克人四大氏族近代综合族谱》正式面世，湮没失传多年的“族谱”终于重见天日。再现了“使鹿部”鄂温克人四个氏族的氏族名称、血缘关系、辈分关系、“乌力楞”（家庭）组成、姓名、性别、年龄、出生日期、死亡时间、死亡原因等综合内容，一般可追溯5-7辈（代），最久远者可追溯9辈（代），时间起自19世纪初期，截至2014年10月，时间跨越200余年。

　　揭开鄂温克语地名面纱

　　为了查清行将湮没、无人知晓的鄂温克语地名的准确来历和含义，董联声将大兴安岭西北麓的300多条“使鹿部”鄂温克语地名的来历和含义全部查清。在此基础上，又制作了《“使鹿部”鄂温克语地名手工标注图》，将所查清的地名用手工准确地标注在地图上，还完成了《“使鹿部”鄂温克语地名名录》，将这些地名包括图上名称、民族语发音、含义、来历及演变过程、资料提供人和翻译人一一记录在案，形成一整套准确完善的地名资料。

　　20世纪80年代末期，根据上述地名资料，董联声完成了长篇论文《大兴安岭西北麓使鹿部鄂温克语地名漫谈》。此后10多年，他不断进行地名补充调查，使这部分鄂温克语地名资料日臻完善，成为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份完整而珍贵的“使鹿部”鄂温克语地名资料。（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