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十数载

　　获奖、领奖，几乎成了那时焦波的生活常态。但光环背后的付出又有多少人知晓？焦波一直说自己天资不慧，欠缺太多。唯有执着一念，坚韧不拔朝前走，才能柳暗花明。

　　焦波的父亲是个远近闻名的木匠，村里的手艺人，经常要走街串巷出外干活，母亲在家里支撑着一家子里里外外。当时焦波家有一盘大石磨，经常用来推磨，磨煎饼糊，制作鲁中山区农村的日常主食煎饼。平时放学后，焦波和姐姐加上大哥，三个人才推得动这个石磨。可每到星期天早晨，母亲舍不得叫他们起来，等他们睡醒，母亲一个人已经把磨推完了。“娘的身高只有1.41米、体重36公斤，难以想象这样一个瘦小的女人，怎么能用一两个小时推完这盘大磨。我问过娘，你一个人是怎么把它推完的？娘说，反正抱着磨棍使劲往前走，走一步不就少一步嘛！”

　　母亲朴实的生活哲学也许是焦波一生受益无穷的动力源泉。

　　外面的天地有多广阔，对于焦波来说是个巨大的诱惑。淄博很大，又能有多大？外面值得拍的东西太多了。走出去！

　　凭借多年积累的资本和执着的念头，1994年，38岁的焦波离开了《淄博日报》，作为特殊人才，进入梦寐以求的《人民日报》。

　　可是梦想并不总是能照进现实。《人民日报》给焦波安排的工作竟然是与摄影八竿子打不着的三产单位，“说白了，就是想让我去赚钱。”

　　那是段艰难的日子，怀揣着美好理想的焦波，在现实面前异常无奈。他不会赚钱，谈起摄影，他滔滔不绝，可说到经商，他连小学生都不如。“每月拿1300元工资，花800元在石佛营租房，所剩无几，每月还要回老家。”

　　既然到了北京，进了《人民日报》，一定要争取回到本行。

　　最俗的一句励志格言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但这也恰是最现实的写照。2003年初秋，焦波回家探亲期间，离自己家乡不远的临沂矿务局草埠煤矿发生冒顶矿难，9名矿工被困在了数百米井下的巷道中。

　　焦波来到矿难现场，用镜头一直对着救援现场，整整蹲守了15天，直到9名矿工被全部救援出来。这组照片获得当年《人民日报》摄影一等奖。

　　因此，焦波从《人民日报》的三产单位，被借调到《人民日报·海外版》，又开始了摄影记者的生活。

　　这是个利好的事实，但是与承诺相左，落户北京，一直是焦波与这个单位的纠结。当初来北京的时候，父亲觉得儿子这次有大出息了：成北京人了！“但，一直就是在北京漂着，没有户口。每次回家，还不敢告诉父母，只说一切都好。”

　　工作中，焦波拍摄了许多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有一张朱镕基总理的照片，父亲很喜欢，让我放大了挂在老家，老人家很自豪，逢人就说，‘俺儿在北京干大事，给总理照相’。”

　　对于那个年代，那个年龄的人来说，北京户口很重很重。像一块巨石压在焦波心口。“我想有一天户口解决了，我会发狂的，会砸桌子，摔东西，喝酒，大叫……”

　　2010年的一天，焦波正在一个展会上采访，突然手机响了，这是焦波等待了十多年的消息：户口解决了。“没有激动，一切很平静，一种无所谓的感觉。父亲早已离世，没有办法告诉他老人家了。”

　　他没有大叫，也没有砸桌子，没有摔东西……

　　焦波最后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库艺术总监位置提前退休。“时间不多了，应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去干些事。”焦波这样解释提前退休的理由。

　　其实，到今年，焦波才59岁，属于他的时间还有很多……

　　乡村的镜像

　　乡村是什么？

　　焦波曾给母亲拍过一张在麦田拾穗的照片，配的照片说明是：“平平凡凡的娘啊，你是儿子心中一座至高无上的生命雕像，虽然你那么矮小，站在麦田里，但是你是至高无上的，像雕像一样矗立着……”

　　木匠行里流传这样一个说法：“百日斧子千日锛，大锯只要一早晨。”焦波曾跟父亲学过几天木工活，对于拉大锯很不以为然，“大锯只要一早晨”嘛，有什么难的？爹却说：“大锯一个人拉不了，要跟人搭伙，讲究个配合，一个人可闯不了社会，到哪里都要讲究个合作。”

　　从爹娘身上遗传中国农民的基因：勤劳、善良、执著……这是焦波作品的底色。

　　1998年，焦波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俺爹俺娘》摄影展。焦波说：“拍摄爹娘，并不是想搞什么展览，仅仅是对爹娘那份孝心，我学会照相了，应该多给他们照些照片、留些资料。因为爹娘毕竟在我的镜头中一天一天变老，我就觉得怎么能够留住他们，只有照相机才能留住他们，才能留住活生生的爹娘，这样一拍就拍了30年。等我拍了20多年以后，年迈的爹娘身体不好，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有多少时间了，他们还在世的时间里，应该把这些作品拿出来办一个影展，要在我母亲生日那天开展，而且要办在北京，让我爹娘来北京剪彩。”

　　如果说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俺爹俺娘》表达的仅是焦波的孝道、感恩是远远不够的。溢出《俺爹俺娘》的是中国农民伏地而生、挑战宿命的妥协和挣扎。妥协中诞生勇气，挣扎中看到希望。这更是全人类的命运。

　　《乡村里的中国》是焦波站在另一个高点，用自己的眼睛和镜头审视泥土的厚重、探测大地的温度、书写中国农村的隐喻。

　　《乡村里的中国》是命题之作。

　　2012年春节前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找到焦波，让他拍摄一部关于农村的纪实电影，同时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摄制组必须在某个村里至少住满一年，完整记录二十四节气里的农村状态。

　　“我就是村里出来的，熟悉农村，在城市生活这么多年，也想找个机会深入地去了解下当下农民的生活状态。”焦波喜欢拍这个片子。

　　焦波拍摄的不是生养自己的天津湾，而是离自己故乡100公里的沂源县杓峪村。这个沂蒙山里的小村子共有167户人家，484口人，不贫不富。

　　“村子比较封闭，村民的眼神很单纯、干净，比较纯朴。”焦波带着摄制组进村后，就成了这里的第168户村民，门牌上写着“村儿电影社”，剧组在那里待了373天。

　　所谓摄制组其实是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团队，除了焦波，都是在校大学生。他们在杓峪村养狗、养鸡、种菜、做饭。洗澡的地方就是两间房里拉个帘子，冬天洗澡要去县城，但怕人走了漏拍镜头，不敢轻易去。

　　《乡村里的中国》获得巨大成功，几乎囊括2013、2014年度中外纪录片所有大奖。

　　生活是最好的编剧。“片子里没有一个情节是我导演出来的，没有一句台词是我设计的。”焦波说。

　　在这个山村，冰箱尚未普及，其他现代化电器使用的频率也不高。167户人家的杓峪村，只有一个人看《新闻联播》。

　　这个人叫杜深忠，村里唯一一个颇具文艺气质的农民。年轻时当过兵，参加过鲁迅文学院的培训班，写过小说，但终究没能改变命运。他的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反差，成了重点拍摄内容。

　　“都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对这个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咱就是没有办法，无奈……花十分代价得不到三分收入，我觉得熬这个时间都熬得心疼。”这是杜深忠的话。在村里，他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对象，生活方式与邻居们格格不入。焦波说杜深忠“身上体现了农民少有的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这种追求却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邻居们嘲笑他的贫穷与不务正业。天天弄本书在手里头看，没事就在砖头地上练毛笔字，还非要花几百块钱买个琵琶弹。这不把农活全耽误了么？

　　“干一年支部书记，也就是赚了一肚子酒。”48岁的张自恩，一个红脸膛的沂蒙汉子，手指粗糙，肚子隆起。农村的矛盾错综复杂，他做村民工作的场合，经常是在酒桌上。从经济纠纷到两口子打架，把人拉到一起，几盅散白酒下去就容易摆平了。连劝解带开导，有时还得加上几句吓唬。他的尴尬和强势，都被摄入了镜头。

　　年轻的大学生杜滨才，父亲曾患精神疾病，从小父母离异，缺少母亲关爱。他成绩优异，还被中国青年报评选为“2012年全国自强之星”的提名奖。生活能力也很强，2012年成为山东省第一个大学生中级导游。但他与家庭的矛盾一直是他身上的硬伤。在他大娘和焦波的鼓励之下，杜滨才去看望19年未见的母亲。

　　大娘劝孩子，“婶子大娘一大群，不如妈妈一个人。”这句“经典台词”让焦波一震，“这样的词汇，再高明的导演也想不出。”焦波说，“在我的想象中，19年没见了，见面肯定会扑上去，抱头痛哭，但那是很拙劣的电影镜头。”

　　当看见母亲时，杜滨才踟躇不前。进了屋子母子二人攥着手不说话。“我知道哭能打动人，但是不哭也能打动人。孩子在哭，他妈没哭，相互依偎着，他妈妈轻轻拍着他肩膀，‘啪啪啪’三下。这才是他们感情的表达。”焦波说。

　　杜深忠代表了村里的文化线，张自恩代表了农村的政治线，杜滨才代表了情感线。这是焦波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是作为导演的焦波审视杓峪村的典型角度。

　　三条线几乎完整画出当下中国农村的典型镜像。

　　乡村很美，那些景物的细节描写和长镜头将一个沂蒙山区的小村庄的美表达得淋漓尽致。

　　但是这部片子结尾处，那位热爱琵琶的杜深忠对儿子直接地说，如果不是自己出不去，绝不会留在这里。他盼着自己的儿子能离开乡村，离开脚下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