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对日工作队伍中，活跃着不少台胞的身影。他们中有上世纪40年代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的公派生；有“二·二八”起义后为摆脱台当局白色恐怖来到大陆的革命青年；还有不少是上世纪50年代响应祖国号召从日本回国参加建设的台籍留学生、侨胞。1953年回国的卢友络，就是其中之一。单看他的简历，人们很容易把他想象成一个儒雅、温文、充满书卷气的老者，然而他本人却和这些想象大相异趣。“先干了再说”，这句话是他的口头禅。无论求学、事业，无论工作、爱好，无论年轻、年老，卢友络的人生选择，往往都充满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和热血。

　　“那就玩一年吧”

　　因为跟记者聊得很愉快，卢友络明显轻松起来，偷偷把脚上的鞋子踢到一边，一双黑袜子在椅子底下荡来荡去。同行的小记者们偷偷使眼色，他看见了，冲大家憨憨地笑。一时间，似乎大家都忘记了面前坐着的是个出生于1936年的老人。

　　卢友络在跟大家聊垒球，这是他自中学起的“业余”爱好。“业余”这两个字用在这说得过去，毕竟他最后没有像自己的小伙伴李敏宽那样走上职业垒球教练之路，但似乎又不太恰当：他的求学、工作乃至人生轨迹，都和垒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说，热爱运动的人，人生的底色总不会太灰暗，这句话在卢友络身上特别适用。无论快乐、心酸甚至委屈，都被他当做趣事分享，配以他特有的爽朗的哈哈一笑。

　　1953年，还在上高中的卢友络跟着父亲从日本回到祖国大陆。“我家一共弟兄9人，两个姐姐出生在台湾，剩下的孩子都出生在日本。那时我父亲在日本留学，是山梨县华侨总会的会长。他对国际国内的形势有着清醒的判断，所以虽然很多亲友都回台湾去了，他却坚决带着全家人一起返回了大陆。”卢友络说。

　　回国后，卢友络先在华侨补习学校学习汉语，之后考取了天津南开中学，在这里，他的体育特长被挖掘了出来。他在南开中学垒球队担任队长，带队参加天津市的垒球比赛，并加入天津市队参加全国中学生垒球比赛，获得冠军。1958年，天津市把他从学校调出来参加第一届全运会，当时卢友络已经在南开读高二，说起自己当时面临的参加球队还是继续学习的选择，他爽朗地笑着说：“当时我就想，那就玩一年吧！参加比赛回来再备考。”谁知比赛结束之后，所有高中生都被留了下来，直接“保送”进了刚组建的天津体育学院。

　　上大学没多久，便进入了困难时期。这也成为卢友络对大学生活最深的回忆：“虽然上的是体育学院，但是在学校里其实谁也不敢活动。吃不饱，一活动就肚子饿。”虽然听着惨兮兮的，但卢友络还是把自己都逗笑了，“不敢活动怎么办呢？那就只好学习咯。我们拿着苏联的教材，什么教育学、心理学、运动保健、解剖学，全都认真学习了。”

　　大学毕业以后，卢友络被分配到一所中学教书，没过多久，当时的国家对外文委一纸调令把他调进了北京。

　　“当时对外文委人事处的同志跟我说，我们要组建一所大学，你有没有兴趣去教日语，当大学老师。我说那我服从分配呗。就这样，被调到了二外，教上了日语。”卢友络说，“但垒球也不想放弃，记得我第一天当教研组主任的时候，正好有北京市的比赛，我还跑去参加，谁知在比赛中不慎受伤骨折了，被抬回了学校，结果被学校领导狠狠批评了一顿。”

　　“各个队看我们都害怕”

　　1975年，还有另外一件大事震动了台胞界，也深深影响了卢友络：这一年，第三届全运会召开，台湾代表团第一次组团参赛。台湾团垒球队取得了全运会第五名，这是台湾团所有参赛的运动项目中成绩最好的。当时已经39岁的卢友络，正是这支垒球队的队长。

　　“刚得知台湾团要参加第三届全运会，我的心情是相当激动的。毕竟这样的活动可以聚集很多台胞，包括不少多年的老友。而且这也是台湾团第一次参加全运会，我们都铆足了劲要为台胞争光。”卢友络的话反映了垒球队全体人的心气，那时，“各个队看我们都害怕，发憷，很多运动队的小队员都是我们培养出来的。而且那时候垒球队是整个台湾团最有希望争名次的队，所以垒球队一比赛，整个台湾团都会跑去看。”

　　“哎呀，那时候真是，跑都跑不动了。”说到这，卢友络心中不无遗憾，“我们好几个人都已经快40岁了，技术上是没什么问题，但体能真是跟不上了。我们的训练主要就是恢复体能。本来是奔着前三名去的，但有两场比赛出现了失误，最后只取得了第五名。”

　　第三届全运会之后，不少人的人生轨迹随即改变了。李敏宽调任北京市体委体工队北京垒球队主教练，走上职业垒球教练生涯，并率领中国女子垒球队获得第26届奥运会银牌。“本来是决定调李敏宽去垒球队，调我去棒球队，但是二外不放，不让我去。后来有一次碰到北京市体委主任，棒垒球协会的会长魏明，他还问我：‘小同志你怎么还没来啊！’”

　　卢友络没有走上小伙伴李敏宽一样的体育之路，他留在学校，开启了另外一种色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