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干了再说”

　　1964年8月，卢友络调入北京市第二外国语学院。二外是卢友络教学生涯的起点，也是他贡献了最多心力的地方。“刚到二外的时候，学校还在装修，按时开不了学，到了10月才正式开学。教学条件也不太齐备，没有教材，一本日语书都没有。”在卢友络和同事们的设想里，二外的日语系要注重学生口语的培养，不能让孩子学成哑巴外语。但当时的教材根本不适合这种教学目标。“我们想培养口语比较好的人才，教材都不合适，就只能自己写。老师们每个人写一课，自己写、自己印，印好发给学生。课后，我们每天都要讨论教学方法，各种各样的方法都试过了。”

　　就这样，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系的架子被拉了起来。1964年、1965年两届学生之后，“文革”开始，卢友络的历史也被审查。“我二姐、二姐夫在武汉，‘文革’开始之后，我二姐夫被抓起来，我还跑到武汉去跟他们吵，结果一回来我自己也‘栽’了！”他被戴上特嫌的帽子，下放劳动，这一下放，就到了1972年。

　　“1972年，二外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学生一下子多起来。老师不够，学校说：‘劳改连不是有卢友络吗！把他调回来上课。’我就这么被调回学校了。”多年的委屈在卢友络的嘴里，也变成一件趣事，“我一回来就找学校，说你让我教课可以，得给我平反啊！但是学校说不给你平反，你先上课去吧！可能换了别人挺难接受的，但那时‘劳动’了那么久，我是特别想上课，于是就说行吧，那我先上课吧，但你们要想着给我平反的事。所以那几届的学生都知道，我是戴着‘特嫌’的帽子上的课。结果到现在也没给我‘平反’呢！”

　　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

　　1976年，卢友络戴着“帽子”当上了教研组主任，转过年来，全国恢复了高考。什么帽子不帽子，不再重要了，卢友络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日本开始兴起学中文的风潮，很多华侨回日本当起中文老师。卢友络看准了这个机会，迈出了教学交流的步伐。“我们1981年去的，是大学交流中比较早的。我们去的时候，日本警视厅还派了两个警察跟着我们。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还以为是保护我们安全呢。”卢友络说。

　　“当时我考虑的就是不花钱培养人才，别的都不考虑。搞日语进修班的时候，我在日本买了20套日本教材，结果为这些教材，学校又批评了我一顿。因为这20套教材是我托外教在国外购回，回来之后，我给了外教人民币，这件事被说成私兑外汇，说是违法的！”说起这件“违法”经历，卢友络又笑得很开心，“那时候我们一个月工资才五六十块钱，但这些教材总共要500多块，我也不管了，也没想过万一报销不了怎么办，反正先干了再说。”

　　先干了再说，这种心态贯穿着卢友络的整个教学生涯：“当时我搞出国留学也是这样的，连学校的党委书记都害怕了，跑来找我说：‘老络啊，日语学习、交流固然重要，但你这么搞行不行啊？’我也跟他说：‘不管了，先干了再说！’”

　　如今回想这些经历，卢友络把这种勇往直前的心气归结为年轻：“那时候真的不考虑那么多，就一心要把教学搞好。”

　　几十年，换得桃李满天下。他教出来的学生人才辈出，现任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他眼中，也不过就是个普通的学生。“很多人都来采访我，问我对王毅的印象，我都跟他们说，你们别采访我，去采访他同学什么的吧。在我眼里，他就是个普通学生。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孩子挺聪明。日语学得是不错的，中文能力也好。”

　　不过，卢友络还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件与王毅的小趣事：“有一回王毅回二外来，跟领导聊完了之后，领导说请他吃饭，他说我不吃了，我要去找卢老师他们去。然后，就来找我们几个老教师，我们带着他，到学生食堂吃的饭。”当被问到这顿饭谁付钱时，卢友络又笑了：“当然是我们呀，他是学生嘛。”小档案：

　　卢友络，1936年出生在日本的台湾同胞，1953年从日本回到祖国大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元老，日语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