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工时立法，只是《劳动法》起草审议过程中诸多难点问题的一个缩影。

　　当年参与了《劳动法》起草工作的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胡可明在其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劳动法》起草过程中的难点问题主要有这样几类——

　　有些难点问题是《劳动法》起草审查过程中, 各方面争议较大的问题，如适用范围、职工奖惩、集体合同等;有些难点问题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如集体合同、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等;有些难点问题是开展对外交流， 与国际惯例接轨所急需解决的问题，如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等。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有如此多的分歧，最终都逐一取得了共识。查阅当年的有关资料不难发现，这与《劳动法》立法过程中始终遵循当年邓小平同志“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的要求，注重发扬民主、吸取各方意见和智慧密不可分。

　　比如，在《劳动法》草案修改工作启动前，时任劳动部副部长张左己先带着起草办公室成员上东北、赴江浙、下广东，对各地劳动者生存状态和劳动关系状况进行调查。“调研是很辛苦的，常常白天赶路，晚上座谈。”郭军回忆道。调研一结束，起草办公室成员就进驻北京郊区的北京市离退休职工活动中心开展全封闭式的起草工作。同时，起草领导小组还邀请在京的劳动问题专家座谈，研究如何制定一部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劳动法。为了节约时间、提高效率，起草办公室在国务院审议前，就打破惯例请国务院法制局和人大法工委派员提前介入，共同组成修改小组，一起论证、调研和修改。

　　而据胡可明文章记录，参加《劳动法》起草审查工作的同志把难点问题列出后,“先后发至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广泛征求意见。此外, 还分别召开了专家论证会, 企业职工代表座谈会, 企业厂长、经理代表座谈会, 工会、妇联等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 听取各方对《劳动法》草案的意见, 并对难点问题共同研究、讨论，经过多次征求意见, 反复研究, 大家对《劳动法》草案难点问题的处理, 基本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有劳动法律学者则认为，《劳动法》得以制定并通过的另一个关键是，劳动、工会等部门在推动立法过程中积极而策略，特别是将劳动领域存在的如劳动者利益受侵害、劳动关系恶化、劳动体制滞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与中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推进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化的意图形成呼应，实现了劳动立法的最大公约数。

　　“正是在分歧中有坚持，继而达成统一，为《劳动法》颁布后顺利实施打下了扎实基础。”郭军如是说。（中工网记者 王娇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