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陈清是货车司机，固定工资起步5000元，常常感觉工作太辛苦、收入不稳定。外企白领张墨月收入10000元左右，每个月都觉得不够花。公务员赵克月收入4000元出头，一直觉得挣得太少 .针对这种现象，全国人大代表谢子龙说：“大家都'哭穷'现象的背后，其实蕴含着大家心里'没底'的收入焦虑和消费顾虑，还有更深层次的对收入分配不公的不满。”（3月10 日《现代快报》）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力大增，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每年能有一亿人次出国旅游就是例证。但是，却普遍感觉没有底气，感觉不如人。这是为什么？贫富悬殊、收入差距拉大不能说不是重要原因。

　　一个时期以来，违纪违法官员受贿和贪污成风，严重污染社会风气；影视演员片酬畸高到离谱的程度，一线演员三五天一集电视剧拍摄的片酬甚至超过一个普通职工20年的收入；企业高管年薪几十倍于职工，严重挫伤职工积极性……这些都是外部原因，内部原因也不乏其例。每次工资和奖金调整，多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成比例增长，有时职务高的增幅比例还要更大，结果是高的愈高，低的愈低。这些因素的叠加，严重挫伤职工的自尊心和积极性。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民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衣食住行都非以前可比，但是，他们不是纵向和自己比，而是按横向比，比贪官为什么得不到惩治，比演员为什么只凭脸蛋就腰缠万贯，以至于把工资和奖金上调这样的好事都看做添堵，“每次上调都是别人比自己涨得多，还不如不涨”，愤愤不平到了极点。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一个老问题，绝对平均主义不行，影响积极性的发挥；不恰当的收入差距拉大也不行，会使人对前途心灰意冷丧失信心。其表象即是消极应付工作，创造性无从谈起。就高收入阶层而言，能够被接受的是民营企业家，他们的财产再多，都会被认为是凭真本事获得，人们不会有多少微词。

　　最为严重的，是这种认识把人们的胃口吊得很高，好高骛远甚至异想天开，不愿意做脚踏实地的工作。参加春晚的草根明星“大衣哥”用被邀商演挣的钱150万为乡里修桥修路，结果因为不是直接发钱给村民还招来议论和诋毁。过去中个大奖一定会大喜过望，现在中个几百万也就够买房买车，不足大款大腕九牛一毛。所以，中大奖后不知珍惜而返贫的不在少数。这些，都是社会分配不公导致幸福感缺失产生的恶果。

　　可喜的是，民众的所思所想已经被党和国家敏锐观察到。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进步”，“同步完善工资制度，对基层工作人员给予政策倾斜”。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专职副主委郭乃硕说，要让人们普遍有“获得感”而不是“没底感”，首先是要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的力度，让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扫除人们心中“不公”的不安，在全社会建立起合理的薪酬体系，“但更重要的，是尽快完善我们的社会保障网，让大家对未来有足够的踏实感。”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在调结构优化生产要素的同时，要摈弃和根除一切影响社会进步的负能量，使改革的红利让民众认知，从而产生幸福感和获得感，在实现中国梦中发挥聪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