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电话外交”是各国首脑间很普遍的沟通方式。平时打电话可以保持关系稳定，遇到突发情况又可以第一时间了解信息，防止发生误判。通过通话对象的选择，可以看出一国的外交倾向，而通话频率则体现了两国的亲疏程度。当然，“电话外交”也有其缺点，例如电话可能被窃听，打电话可能造成误解等。

　　美国国务卿克里近日就吃了电话监听的亏。德国《明镜周刊》3日报道称，去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进行和谈期间，作为“调停人”的克里经常与中东国家的领导人和官员通电话，结果他的电话遭到以色列监听，其通话内容后来被以色列作为制定谈判方案的依据。而就在7月31日访问印度时，克里还被印度官员当面抗议，因为美国被曝曾监听印度执政的人民党。

　　“监听丑闻”已经不是新鲜事。去年10月，德国媒体曾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遭到美国国安局监听。默克尔当时愤怒地打电话给奥巴马，要求其作出解释。而在7月底苹果手机卷入“监听门”后，俄罗斯通信部长尼基甫洛夫要求苹果公司交出源代码，以确定苹果产品是否参与监听活动。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则受累于电话造成的误解。埃尔多安本来与奥巴马通话频繁，被奥巴马视为与卡梅伦一个等级的亲密伙伴。但由于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分歧，以及在几次通话中对某些问题的理解不同，埃尔多安与奥巴马在2月20日进行了最后一次通话。此后，埃尔多安转而与美国副总统拜登进行通话。

　　尽管“电话外交”存在诸多问题，奥巴马对“电话外交”还是运用自如。《今日美国》近日报道称，自2009年以来，白宫公开的约1100次奥巴马通话记录显示，奥巴马在国际问题上更依赖欧洲领导人，其中与英国首相卡梅伦通话最多，为41次，其次为默克尔的34次。为了讨论乌克兰危机，奥巴马今年与欧洲领导人的通话相当频繁，至7月28日已经是第50次，通话最多的是与默克尔的14次。

　　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奥巴马的通话次数越来越少。克里米亚3月16日公投加入俄罗斯后，奥巴马当天深夜与普京通了电话，但此后直到4月14日两人才再次电话联系。而在马航MH17客机7月17日坠毁后，奥巴马同样于当天和普京通了电话，之后到8月1日两人才第二次通话，但通话内容除了强调各自立场外，并没有多少共识。

　　默克尔也是“电话外交”的热衷者。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自乌克兰东部危机爆发以来，默克尔至少30次致电普京。可是自7月20日以来，默克尔一直未与奥巴马通电话。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称，默克尔最后一次致电普京时表示，“如果在化解这次冲突方面有进展，就给我打电话”，但普京此后未再联络默克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