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道德模范何涛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抓的新闻最近震惊国人。一个模范到嫌犯的“变形记”充满着讽刺意味——“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五四青年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的获得者，利用护士工作之便，从单位非法获取《出生医学证明》，交由其夫通过网络贩卖牟利。二人均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刑拘。道德模范触碰法律底线，引起了轩然大波。

　　《出生医学证明》简单说，它是孩子出生唯一合法证明。何涛非法出售等于给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以机会，使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利用这份买来的《出生医学证明》，去公安局给孩子办理正式户口，让被拐卖的孩子拥有另外一种合法身份。导致丢失孩子的家庭，寻亲之路更加艰难。何涛不仅自己涉嫌犯法，还间接助长了拐卖儿童犯罪。

　　可另一方面，不少人为何涛滑落的人生轨迹唏嘘不已，甚至心存“犯法可能因生活困难”等各种猜测。在丈夫可能成为植物人瘫痪之际，何涛来到安徽六安市，照顾床前。加上养育孩子、伺候偏瘫的婆婆,其生活经历不可谓不苦，其精神毅力无不感动人。2009年，何涛被评为“孝老爱亲”全国道德模范。然而，道德标杆的选树，社会赞誉和各种资助，却因何涛的“失足”显得滑稽。正能量的积累，在何涛身上溃败千里。

　　拿破仑曾说：“从伟人到滑稽小丑只有一步之遥。”从道德模范到嫌犯，往往只在于一念之差。在何涛身上，道德的美和法律的严发生了激烈地冲撞，在网络上引起了同情和严惩两种声音。这些因何涛而起的争论背后，蕴含着这样一个议题的设置：我们的社会在一念之差的防范，或者说社会正义的构建上，首先寄托的是德行，还是法律？

　　道德是精神世界的“围栏”，而法律是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底线。二者无法坚持统一到最后，这对何涛个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作为旁观者的我们，无法因为其如今犯法就否定她照顾丈夫和婆婆的行为，也不能因为她是道德模范就该免于法律处罚。只有严格按照法律的程序进行公允的评判才能真正救赎和道德“背道而驰”的“道德标杆”。

　　事实上，法律意识淡薄和德行的关系，一直让人纠结，主要是因为在我们内心潜在一种道德泛化的推定，即——好人不会犯罪，坏人必定犯罪。这恰恰是违背法治精神，有失公平正义的。

　　让法律归于法律，道德属于道德，厘清二者的关系，去道德泛化，适用于当下社会大多数社会争议。既包括何涛案，也包括郭美美案、李天一案等等。案件未出来真相，道德泛化先行，无论走向哪个方向，道德绑架或者道德审判，都有损公正合理的法律本意，也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正义。

　　中央文明办已经撤销了何涛的“全国道德模范”称号。她个人已经褪去了道德的光环，剩下的就是要在法律框架内接受处罚。我们怒其不争，也哀其不幸。然而，也得承认，何涛本是寻常人。她特殊生活的境遇，是她的人性本色。她在被相关部门推上“神坛”之时，内心并未生长成形的道德丰碑是脆弱的。丰碑的倒塌也许只是个案，但何涛一案揭示出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应如何致力于构建和维护一个有利于道德生长的法治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