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干者往往有个性，只是，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可能就变成了谬误。从个性到任性，固然是私欲的膨胀，更是权力失去监督和控制之后无法无天的狂悖。

　　前段在一个国家的首都访问时，曾感慨万千，一方面感慨于该国土地之广博、资源之丰富，另一方面也为其发展不佳而惋惜。由于同行团员多是国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杰出学者，大家公事之余，便在车上、宾馆、饭桌上以该国发展之道为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一番口水战，谁也说服不了谁，正相持不下，突然有人说可以支个“绝招儿”：我们中国挑几个差不多的市委书记，派过去支援他们就行。稍许沉默，一片掌声，大家不得不承认这招儿“对路”。但出主意的人随即又是一问：“发展好了之后，我们的这些书记能全身而退吗，会不会有人‘落马’呢？”众人哑然。

　　根据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的研究，“二战”后只有台湾地区和韩国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迈入高收入行列；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为高收入国家，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只有中国实现了连续35年年均9.8%的经济增长奇迹，6.8亿人脱贫，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减贫成就。只是，与经济发展相伴的，还有某些官员的贪腐，“工程上马、干部下马”、“道路修好，干部撂倒”。在十八大之后的反腐风暴中，已经有上百名老虎落马。

　　然而，翻开这些“老虎”的简历，实事求是地讲，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部分地看到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原因。落马前，他们多曾主政一方并颇有作为。前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30多岁便担任蕉岭县委书记，刚上任就力推建设防洪标准达到50年一遇的蕉城防洪大堤，他顺应人大代表的提议，引龙潭水为城市饮用水，替代被污染的石窟河水，颇受好评。还有报道称，他主政揭阳5年，当地的GDP增速从7.3%一路提升至22.1%，许多招商引资的大项目，都由他亲自出马。原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同样出身普通，但被公认为“能人”，在任江苏交通厅厅长时颇有成绩，据说江苏后来一度摘下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和密度第一的“桂冠”，有杨的功劳。

　　能干者往往有个性，有魄力，在社会转型期和发展关键期，这种个性与魄力会带来重要的担当精神。尽管会有争议，但这种担当精神却能够破开固有的利益藩篱，抓住发展机遇。只是，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可能就变成了谬误。当成绩成为政绩，政绩带来资历，从而获得高位时，个性也可能转变为任性，掌握权力的人就可能变质，果断拍板变成独断专行，兢兢业业转变为胆大妄为。杨卫泽凭着曾经的业绩主政一方之后，风头开始不对，“政绩饥渴症”一发不可收拾，好高骛远，浪费财政，动不动就要建“传世之作”；万庆良也是一样，身居高位之后，同样胆大妄为。个性越来越任性，各种“并发症”便纷纷爆发。

　　任性来自于大权在握的快意和独断专行的肆意。据中国人民大学《如何治理“一把手”腐败》研究报告的统计，在2000年至2014年3月底期间，已被公布的367名厅局级以上腐败官员中，有219名曾任一把手，约占6成。另外一个数据也可形成印证，截止到2014年8月17日，中纪委公布的440起查处案件中，“落马”的县处级以上“一把手”为166人，占比超过三成，一把手中为党政首长的又占了七成。由于社会发展特殊阶段的要求，需要一把手的勇于任事和敢于开拓，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形成了一把手实际上的大权独揽。一把手成了“一霸手”，家长制、一言堂成为风气，最终膨胀的私欲战胜党性和理智。山西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与他的妻子在因腐败犯罪接受调查时，曾多次感慨地说：“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了？就是谁都管不住他了。某种程度上，在不少地方和部门，一把手不仅凌驾于班子成员之上，把“二把手”和其他班子成员变成“零”，有时甚至能够凌驾于党纪法规之上，大搞黑箱决策、权钱交易、钱色交易，贪污纳贿、利益交换、任性妄为，直到被任性的私欲摧毁己身。

　　从个性到任性，固然是私欲的膨胀，更是权力失去监督和控制之后无法无天的狂悖。《菜根谭》讲，“畏小民则无豪横”。约翰·保罗说：“一个人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因此，在以制度的笼子关住权力猛虎的同时，官员也必须能以党性和修身养性管住内心的“任性”之虎。内外兼修，方能保身利国。（作者为《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