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某餐厅倒闭，老板跑路，被欠薪的庄某等18名农民工将餐厅合伙人之一的郑某告上厦门市思明区法院劳动法庭。然而，郑某却提出管辖权异议、追加其他合伙人为共同被告等诉讼请求。按一般程序，讨薪遥遥无期。劳动法庭启动农民工讨薪快速反应机制，与仲裁、人社、工会等职能部门形成合力，多方约谈郑某，最终郑某当场支付现金给农民工。（8月3日《人民日报》）

　　不妨说，有劳动法庭的快速反应机制，慑于仲裁、人社、工会等职能部门联手且“任性”的努力，庄某等18名农民工是幸运的，他们至少避免了旷日持久的诉讼，以及无奈甚至无助之后的极端讨薪。对此，我们当然要为厦门市思明区法院的劳动法庭大大点一个赞。

　　近年来，劳动关系领域出现许多新情况新变化，劳动争议呈高发、多发态势。这当然是一些无良企业和黑心老板蓄意作恶频频侵权的结果。发生劳动争议后，职工面对用人单位处于弱势，存在取证难、程序多、维权周期长等难题，使一些想通过法律维权的职工知难而退。应该说，在国家的力推和干预下，各级主管部门的介入，比如劳动部门加大仲裁力度，法律部门开通绿色通道，以及厦门市思明区首个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专业法庭的设立等，都对劳动者提供了多形式多渠道的保护，让这种情形有所改变。

　　但是，也应看到，这种改变毕竟是局部的，很多争议还是要打到法庭上。可一旦双方对簿公堂，很多时候，往往就成了耐心和毅力的较量。比如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一方面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理期限为3到6个月，必要时还要经过二审，审理周期过长，客观上造成争议得不到及时解决，加大劳动者维权成本，增加了矛盾激化的风险。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一些“老赖”还“善于”利用法律“程序”进行恶意诉讼，“假”打官司，达到耍赖的目的。比如，在劳动仲裁裁决之后，恶意利用诉讼权利，在仲裁程序结束后提起诉讼，以使仲裁裁决不产生法律效力；一审败诉后再申请二审，利用法律程序拖延。有的劳动者，就因为实在等不了耗不起，或者知难而退，放弃诉讼，自认倒霉；有的则铤而走险，剑走偏锋，极端维权。

　　在对待欠薪这个问题，其实有关执法部门一直陷入在一个误区，就是只把欠薪当作劳动争议。这是不对的。今年2月2日，在全总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法律工作部部长郭军表示，在欠薪问题上，打官司不是最有效的办法，因为大量的欠薪不是劳动争议，而是典型的劳动违法行为。

　　具体来说，就是执法部门没有把欠薪当作违法去办，而是当作劳动争议去协商，去调解。这要碰上还有点良心和德性的，问题当然就解决了，倘若碰上那泼皮无赖滚刀肉一类，不仅不干活给钱，反咬一口，还恶意诉讼，把被欠薪者反折腾得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不死不活！

　　对此，其实不用别的法，只需一个招：不给钱，就法办。小罪小办，大罪大办，恶罪恶办。很明显，欠薪不是劳动争议是违法，司法部门应该果断出手，敢于亮剑。至于吊照、关门、清偿，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由此可见，劳动法庭虽然是一个好办法，但却不是治本之道。治本之道就是提供制度保护，让农民工像所有职工一样，从一入职就受到庇佑，比如按月开薪，享有社保医保，有人欠薪就必须受到法律追究。而不是被人欠薪还要劳动争议，法庭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