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到2014年，我国50岁以上农民工在总量中的比例达17.1%，人数已超过4600万。辛劳了半辈子的第一代农民工，现在又面临着养老问题的考验：养家养到何时，才敢“退休”？他们中超过八成没有参加养老、医疗保险，“干到干不动为止”成为绝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现实又无奈的选择。（8月4日《人民日报》）

　　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渐次登场，第一代农民工也逐渐面临着返乡、养老等现实问题。农民工“超龄打工”的背后，实质上是城乡差距下一种无奈的生存理性——和农村相比，城市里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也能够更好地实现家庭的经济功能，改变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生存状态。“干到干不动为止”的艰辛与悲情，只不过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劳动权益保护短缺和养老资本匮乏的产物。

　　在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由于户籍、身份、学历、信息渠道等方面的限制，通常都从事建筑、制造业等行业， 经济收入微薄；能够拿到高工资的少数农民工，往往都是具有一技之长的熟练工人或者从事高强度、高风险系数的特殊工种。大多数农民工收入并不高，却要承担修建房屋、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等沉重压力；即使在外打工多年，许多农民工并没有多少积蓄。

　　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以及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制度善意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让农民工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工伤频发、养老保险缺失、有效救治滞后的权利困境，让农民工“老有所依”难以梦想照进现实。而在乡村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下，第一代农民工即使带着身体伤痛返乡，也会沦为空巢老人，难以得到子女及时、有效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在一个习惯用财富来衡量一段生活好坏的时代里，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缺乏物质基础的养老生活注定是缺乏安全和品质的。在经济因素不断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返乡农民工购买商品、人情往来、看病就医都需要“花老本”。正是基于这样的计算，农民工即使硬撑也要坚持“干到干不动为止”。

　　在城市和乡村间游走了数十年之后，不管第一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岁月都会无情地将他们推上返乡之路。作为城乡二元结构的边缘群体，农民工养老则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尬尴境地——城市拒绝农民工养老，乡村难以承载农民工养老，农民工养老成为一个社会治理的难题。

　　让农民工“老有所养”，离不开“制度补血”。不论是健全新农合等社会保障制度，还是促进农民工返乡再就业和创业，抑或推动居家养老向社区养老转变，只有多方合力，返乡农民工的养老困境才有破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