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起，《山西省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是山西省一部综合性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的专门性地方法规，且走在全国立法前列。8月28日，山西省人大召开《山西省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新闻发布会，针对该地方性法规的实施保障、具体操作细则等内容进行解读。（8月30日《山西晚报》）

　　从含金量上讲，《山西省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还是很足的。《条例》对女职工有很多保护措施，一些措施走在了全国前列。比如，国务院制定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只对女职工“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这“四期”保护作了规定，山西根据女职工的诉求，将女职工的“更年期”也纳入了劳动保护的范围。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保护条例。

　　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常常体现在对女性的尊重和保护上。对女职工的特殊保护，与男女平等的时代潮流，一点也不违和，而且具有内在的统一。强调男女平等，是从理念上更多尊重女性，让女性也能够自由自在地呼吸；强调特殊保护，是考虑到女性生理，以及由此衍生的女性家庭、单位、社会角色的异质性。因此，不能把对女性特别是对女职工的保护，视作男女平等的对立；也不能以男女平等为由，放松放弃对女性的特殊关爱。

　　在社会进步大潮的推动下，这些年来女性权益保护水涨船高。也不必讳言，新形势带来了新要求，新起点面临着新挑战，在对女性权益的保护上，与女性的诉求相比，与发展的形势相比，依然存在不足的一面和可以努力的空间。山西省“在大量的调研中发现，女性对更年期的被保护欲望更加强烈”，在此基础上将女职工“更年期”纳入劳动保护的范围，无疑具有进步性和示范性。这是值得点赞的，也在事实上得到了点赞。

　　但要看到，对女职工的保护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有时欲速则不达，甚至好心办坏事。比如，现行法律对女职工“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的保护，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软对抗”。当前就业市场上，存在着“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人单位“利”字当得，考虑到女性的特殊性，在招人用人时“重男轻女”，甚至“只要男不要女”。而现在，“四期”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更年期”，很可能变相加剧女性的就业难度。

　　道德谴责来得简单而直接，很容易获得快感，也很容易上瘾，但有时并不能改变什么。对就业歧视的谴责，常常如此。就业是双向选择的结果，企业很容易“打擦边球”。在日常监管中，有关方面也常常要看市长和市场的“双重脸色”，在支持发展的理由下，对企业的一些违规做法本来就是姑息纵容。一个佐证是，劳动保护法规“国家版本”，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落实。当前，实体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很多地方稳增长、求发展的压力十分巨大。在这一背景下，对于“更年期保护”这一“附加题”，又会有多少抓落实的行动自觉？

　　保护女职工有想法更要有办法。从问题导向出发，在加强制度建设和对用人单位提出道德要求的同时，还应该拿出更多有创意的办法。比如说，能不能建立一项关怀政策，建立“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更年期”这“五期基金”，对企业提供适当补助？能不能发挥市场力量，推出“女性五期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在制度设计上更有女性视角，国家、社会、单位、职工群策群力，无疑有利于善意取得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