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蔼、低调，但每每会成为媒体头条的沃伦·巴菲特，那个美国小镇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掌门人，是美国资本主义的一个象征。这位85岁的老人仍像年轻人一样享受生活和工作，他还象征着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口统计趋势，即具备较高技能的人延迟退休，继续工作。

　　巴菲特所在的美国，延迟退休变得越来越普遍，尽管自2008年以来，由于经济疲软限制了就业，60岁到64岁之间仍然在工作的男子比例下降了3个百分点，至54.7%，但是在65岁至69岁这个年龄段，仍在工作的男性比例继续上升，而且政府也在积极推动延迟退休至67岁。

　　根据对发达国家“俱乐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调查，2003年，年龄在60岁至64岁之间的德国男子有不到三分之一在工作，相同年龄段的德国妇女有不到六分之一在工作，而最新的调查显示，在上述年龄段的德国人中，超过半数的男性和三分之一的妇女现在仍在工作。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只有在四个国家中：斯洛文尼亚、卢森堡、希腊和法国，2014年参加工作且此后持续工作的人能在64岁前正式退休。预计到2050年，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退休年龄将达到65.5岁。

　　为什么要延迟退休？直接的、首要的原因是人的寿命延长，而社会经济的原因是，劳动力人口相对下降，需要通过老而不休来冲抵，再就是社会养老金的缺口。延迟退休可以让人们领养老金的年限推迟，这就为填补缺口争取时间。当然，也有老人希望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但这不是主流意愿。所以，延迟退休更多体现为国家政策取向。

　　正因为延迟退休对民众而言，更大程度上是被动的，这往往引发社会舆论的反弹，认为是政府与民争寿、争福利、争“生命利润”。而政府的立场是，延迟退休是不得已而为之，或者是客观主动的，是社会发展的政策必然。

　　以日本为例，其养老制度被称为“国民年金”，初建立于1961年，起初能够较好维持全民养老保障，但随着日本国民寿命不断延长，生育率持续低迷，日本国民的年金缴付比率不断下降，已经从1992年峰值时期的85.7%跌至目前不足50%，年金制度越来越难以维持。降低既有的养老福利水准不会被国民接受，“一举两得”的办法，就是延迟退休，让人们迟领退休金，相对少领退休金，所谓“相对”，是因为人们寿命增加，实际领得更多。

　　但是政策的“不得已”必然显现弊端：一是政府负担相对减少，但企业负担增加；二是老人占“窝”，挡住了年轻人的进步，甚至影响年轻人就业；三是社会老龄化向企业、政府、单位老龄化迁移，创新能力受阻，不利于激发社会和经济活力。所以说，养老金缺口背后的最根本问题是人口和经济结构失衡，延迟退休等措施只不过是把问题向后推延，并不能真正解决养老金难题。

　　一些国家尝试从社会福利的政策整体调整和国民所得再分配机制等方面统筹考虑，而在推行延迟退休政策的过程中，力求平衡、缓效、灵活。以德国为例，根据法规，从2012至2029年，退休年龄逐渐延迟至67岁。不到法定退休年龄将无法全额领取退休金。法律细则同时规定，参加养老保险达到45年的人，依然可以在65岁退休并领取全额养老金，参保35年以上的人，可以提前申请退休，但退休金相应扣减。机制的灵活性确保推行延迟退休的同时，给予人们晚年生活选择的余地。

　　但这依然是“保守疗法”，关于退休，最好的社会、经济与生命状态是，愿意有为的继续老而不休，同时颐养天年成为人们的自行选择，决定老人劳动与休养的，最终不取决于年龄，而是意愿、身体状态和劳动技能的最大提供。

　　这只是愿景，而且全球的现实都让人并不乐观。老有所养，老有所为，依然是一个世界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