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这一劳工抗争浪潮以及有限的资金和贷款给企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限制，日本汽车公司选择了一种与福特式大生产模式显著不同的生产模式。他们放弃了早期试图建立的垂直一体化的生产体系，转而建立了一种多层次的分包体系，从而使日本汽车公司能够在为其核心劳动力提供就业安全保证（并在此基础建立合作关系）的同时，从次级供应网络那里获得低成本和雇佣的灵活性。这一分包体系，使得丰田汽车公司的产量在1952—1957年间增加了5倍，然而其劳动力只增加了15%。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生产体系使丰田和日本的其他汽车整车生产企业避免了解雇工人。

　　日本企业管理层对核心劳动力就业安全保证政策的坚持，被其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历进一步强化。70年代精益生产的组织创新帮助日本的汽车产业平安渡过了石油危机，并且在80年代崛起为世界汽车业中的巨人，如果没有企业为核心劳动力所提供的就业安全保证，这一组织创新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为只有当工人和管理层都能够“认识到工人提高生产率和质量的努力不会导致工人失业”时，工人才能对企业降低成本和持续改进生产效率和质量的各项措施采取主动合作的态度。因此，对核心员工就业安全的保证，是解释战后日本汽车产业迅速扩张却没有引发重大劳工抗争浪潮的关键——这与所有其他经历过汽车产业迅速扩张的国家都不同。

　　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在极度经济衰退压力的影响下，大型日本整车汽车企业引入了修正版的“终身雇佣”体系，即在一个扩展的企业集团内（包括装配厂和初级供应商），而非在一个单独的公司中，为核心人提供就业方面的安全保证。但是，不管人们如何反复预言日本“终身雇佣制度”的消亡，贯穿整个90年代，日本企业管理层依然坚持“终身雇佣”的中心原则。因为管理层相信，“如果没有了对就业安全的保证，工人和战争刚结束时所发生的罢工浪潮对日本管理层的长期影响，甚至可以从加利福尼亚的中小型日本独资企业的“无解雇”政策中窥出。若斯·缪柯曼发现，那些日本独资企业很少采取精益生产措施；但她发现，公司管理层相信，“解雇会引发工会主义”，因此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之。

　　在90年代末，面对精益——刻薄模式的种种局限性，美国和西欧的汽车制造企业似乎也在转向精益二元的策略。但是无论如何，精益——二元模式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一策略的成功，是建立在一个巨大的“缓冲带”的基础之上的，身处其中的是缺乏就业安全保证、处于分包体系中的低层公司的工人，以及上层公司的非全日制和临时性工人。以日本为例，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在多层次的分包体系中，位于最底层的工人主要是由大量的农村储备劳动力和妇女所组成的。妇女在填充大企业及其附属企业中非全日制和临时性工作岗位方面，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她们倾向于在结婚之前工作，婚后一段时间不再工作，然后在孩子达到上学年龄后重返劳动力市场，并主要是从事一些非全日制性的工作。通常，她们是那些享受就业安全保证的男性工人的妻子或女儿，因此，女工和其雇主之间的劳工资本的矛盾，通过家庭内的权力关系得以调停和缓解。事实上，成为“合作的工人”的激励机制被延伸到整个家庭，因为妻子和女儿们也会出于对负担家计的主要男性的“终身雇佣安全”的考虑，而承担起与雇主合作的责任。

　　随着20世纪60年代日本农村储备劳动力的枯竭，以及分包体系中底层工人谈判力量的增强，日本企业采取了两项应对措施来克服精益——二元模式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日本不断增长的财富，使其有能力从整体上实现劳动力的升级。主要的供应商（和一些次级供应商）在就业安全性和工人工资水平方面，都开始向主要的汽车整车企业看齐。

　　（贝弗里·J.西尔弗/著 张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