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德国革命的失败和法西斯主义政党对意大利的接管，劳工抗争和革命的浪潮开始消退。在波兰尼称之为“保守的二十年”中，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精英阶层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倾向于让政策重新回到19世纪的政策措施上去。这一复辟项目的支持者认为，重新回到金本位和国际自由贸易，对于重建国际和国内和平的良性循环是必要的，而这种良性循环正是19世纪中期的典型特征。但是，正如当时一位有先见之明的人所预言的那样，这样的一种努力注定会制造新一轮社会混乱的局面，并再次开启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的恶性循环。

　　与19世纪相比，在20世纪20年代想建立一个全球性自我调节的市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乌托邦规划。那种曾经在19世纪一个短暂时期内化解了由自由放任政策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紧张状态的种种机制，此刻俨然已不复存在了。首先，新的财富和权力中心（即高度自给自足和奉行保护主义政策的美国），相对于原有的贸易中心英国来说，是一个糟糕的替代，因为英国在19世纪随时准备吸收世界很大一部分非工业产品的出口；其次，最大的工业国家（即居于首位也是最重要的国家美国）禁止战后大规模的移民进入美国，从而关闭了“19世纪国际秩序的最有效和最必要的安全阀之一”。

　　美国这一移民政策上的改变，在部分程度上是对劳工运动要求保护本国工人不受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威胁的反应。但这一政策本身也反映出一个差异，即20世纪20年代尝试经济复苏的环境，与19世纪中期英国所推行的世界经济自由主义化的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同。换言之，尽管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很大范围内遭遇到了失败，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阶级抵抗放任自由政策的力量，要远远强于其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力量。各民主政府现在不得不关心本国工人（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公民）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标准——而这些是19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所很少关心的。

　　在这样一个高度不利的环境中，日内瓦的国际黄金委员会开始向一些国家施压，迫使这些国家采取今天众所周知的“结构调整”政策，以促进健康的（可兑换的）货币流通。这些政策导致了巨大的社会动荡。政府被迫进行各种两难选择，如：在健全的货币流通和促进社会服务之间作出选择，在信任国际金融市场和信任民众之间作出选择，在遵从日内瓦的强制规定和遵从民主投票结果之间作出选择。对于那些被诱导而作出错误选择的政府而言（即听从日内瓦的结构性调整政策），这种惩罚不服从者的机制是最为有效的。“资本的外逃……在1925年和1938年法国自由主义政府的两次垮台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在1930年德国法西斯运动的发展中也扮演着同样角色。”在1923年的澳大利亚、1926年的比利时和法国、1931年的德国和英国，在试图“拯救货币”的徒劳努力中，劳工政党被从政府中清理出去，社会服务和工资被削减，工会则被破坏。

　　（贝弗里·J.西尔弗/著 张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