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公款吃请，没了储值卡消费，吃粽子得自己买——对置身“体制内”的一些干部而言，刚刚过去的端午节，意味着又一次在“寡淡”中体会“清新”。

　　自八项规定以来，这种转变日渐成为“新常态”。广大群众从中看到了希望，许多干部也由此卸下了包袱，不用再因送往迎来疲惫，不用再天天被酒精考验，不用再为坚持原则苦恼，关系简单了、环境单纯了、心态轻松了。

　　但也有一种不同声音，认为福利减少了、行动不自由了，当公务员“越来越没意思了”，甚至产生“官不聊生”的牢骚。然而，规范干部“吃、住、行、游”的桩桩件件，哪一项管得过分、管得过度了？用公款送年货节礼，应该吗？公款吃喝奢侈浪费，不该管吗？铺张挥霍、劳民伤财，能行吗？转作风的各种要求，不过是让领导干部守住底线、坚持原则、不要违法乱纪而已，还不到“为官不易”的程度，更没到“官不聊生”的地步。

　　一些人“官不聊生”的慨叹，还在于“高风险”用权。在任何时候，权力都是一把双刃剑，如何使用、用之何处，最能体现执政者的追求。如果把本不该有的特权剔除就感叹“为官不易”，把超标滥配的待遇归零就抱怨“官不聊生”，我们的觉悟和境界体现在哪里？我们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彰显在何处？

　　从这个角度，“为官不易”的形成，恰恰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常态；“为官不易”的感叹，则对应着以往“为官太易”的扭曲。说白了，正是因为在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工作作风上缺乏足够的束缚，让一些人对不正之风习以为常，误以为这就是“当官”的应有状态。如果还想着“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随着转作风深入持续推进，失落实属必然；如果只信奉“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和穿”，随着反腐力度不断加大，风险不可避免；如果不懂得“畏法度者最快乐”的道理，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推进，痛苦还会加大。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从古到今，为官者的价值都承载于奉公为民上，体现在民意口碑中。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郑板桥“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追求，焦裕禄“我们当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讲究吃穿，应该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情怀，至今令人感佩、给人启迪。找准了自身定位，明确了价值所在，学会在约束中工作，习惯在监督下干事，我们摆脱的是名缰利锁的束缚，赢得的是有理想有价值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