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各新闻媒体进行解读，为“农”与“非农”将成为历史欢呼。作为农业户口的农民工，本应是最该额手称庆一族，可实际上农民工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兴奋。这是因为，户籍虽然取消“农”与“非农”之分，但不是取消了户籍制度，依附在地域户口簿的各自不同利益，会让有选择的农民工对入户城市变得慎重。

　　央视日前一期《新闻1+1》报道，几年前中国社科院进行的一个调查，70后、60后等农民工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的达到80%；80后农民工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的是75%，如果要交回承包土地才能转户口，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的达到90%.可见，农村地域的户口向城市转移，影响农民工最主要因素是依附在农村地域户口的“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虽然户籍改革《意见》明确，要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三权”合法权益，但谁都明白，随着户口转入城市，“三权”的保障只会存在一个过渡期。

　　相当多的农民工，已在城市以打工为主业谋生了，却仍为了“三权”可牢牢在手，宁可不做市民。这主要是农民工对城市的社会保障缺少信心。虽然城市的社会保障比农村水平高，但相对来说未必会比农村更实惠。有城市户口没工作，不如有地能回家种地，收入肯定会比城市吃低保要高。而且，还有社会养老保障问题，对大部分农民工来说，长时间打工却没有用人单位给他们缴纳职工社保，而农民工自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不想参加职工社保。这些年政府强化用人单位给农民工缴纳职工社保，可不少地方又默许企业和农民工的一种“默契”：用人单位将社保缴费单列后发给农民工，由农民工自己选择去参加职工社保。农民工为了眼前利益并不参加职工社保，从长远利益看又不会放弃在乡村以养天年的权利。城市要拥抱的农民工是设限的，就算是放开户口的中小城市，也会考虑财政负担的问题。

　　平心而论，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发展工业，城市向农村索取得太多了，依附在城市户口的福利远高于农村户口，甚至粮票等票证制度就起到“画地为牢”的作用。改革开放，经济繁荣，让城乡壁垒不那么坚实了，虽然据统计农业户口与城镇户口间的福利差距多达33项，包括交通事故中的“同命不同价”问题，但毕竟这种差距在改革开放中有缩小的趋势。贫富差别不局限在城乡之间，而农民工兄弟的“三权”就变得格外珍贵了。据河南省政府发布的《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020年郑州中心城区人口达700万。而郑州发布的《规划》在2030年打造千万人口的大都市。虽然《规划》都强调了转为市民的农民“三权”长期不动，只是从历史来看，从城市户口经营看，城市的地域扩充，是让失地农民转为城市户口的最方便方式，但新市民却没有得到有力的就业保障，得到的只是失地补偿。

　　毫无疑问，打造千万人的大都市，会产生诸多的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城市真的为转为市民的农民工做好准备了吗？能提供民生和社会保障吗？能解决好新增市民的就业问题吗？这让农民工有所怀疑，毕竟农民工有过深刻的教训，某些经济发达城市，依靠外来劳动力创造经济奇迹，但当经济发生动荡时，城市政府不能担当常住失业人口的巨大压力，农民工的遭遇就是“返乡”。假如农民工无乡可返，城市真的能担当起市民就业的责任或保障失业市民生活的责任吗？

　　农民工喜欢城市户口，却更舍不得放弃“三权”，是社会保障尚不健全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