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跳怕碰着！玩球怕磕着！如今的孩子成了“易碎品”——家长们恨不得把他们攥在手心里，校长们恨不得把他们放进玻璃罩里。而孩子们呢？丢失了原本属于他们的运动快乐。（5月18日《新华每日电讯》）

　　约束学生的体育活动、忽视体育课，不仅带来学生体质的明显下降，也对学生的精神世界发育和建设带来了负面效应。从风险防范的角度来说，为了避免学生在运动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一些学校不惜采取“因噎废食”的做法，千方百计地保证学生的“绝对安全”，让学生们与操场、体育运动渐行渐远。

　　在体育运动过程中发生意外原本是一个概率事件，学校只要尽到了安全教育和风险防范的职责，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然而，在眼球效应时代，一旦学校和学生及其家长发生经济纠纷和社会冲突，对安全事故的处理就会游走在道德、人性和法律的夹缝地带，学校就会承担着“赔不起”“伤不起”的无限连带责任。于是，学校从自我保护的角度出发，就会采取一些明知是违背教育规律却又“不得不如此”的举措。

　　当校园成为“鸟笼”，学生成为鸟儿，教师成为“保姆”，体育运动的生存空间就会被挤占和压缩。过于关注孩子们的物质生活和知识学习，却忽视他们在体育、音乐、美术等方面的需要；价值排序的错位，让体育成为不受待见的边缘学科。在应试教育“分数指挥棒”的裹挟下，体育运动成为可有可无的“副课”，时常被主课挪用、侵占，甚至直接让位于应试科目。

　　在发展的语境下，效率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资源应该被如何配置，往往取决于哪种利用方式更有效率。设置体育课的制度善意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甚至形同虚设，源于一种短视、功利的工具理性。只求立竿见影提高学生分数，却忽视体育运动在丰富学生精神世界隐性的正功能，错得让人痛心。

　　“三育并重，特重体育。”这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确定的南开中学的教育方针，尽管时过境迁，校园体育却依然被学校放在首位。超出国家标准的体育课教学计划、完备的体育设施、为学生参与运动提供便利……使爱好读书、爱好体育不仅成为南开学子一种生活方式，更成为他们从学校继承宝贵的精神财富。

　　避免“校园像鸟笼”，让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享受运动的乐趣，离不开制度护佑和人文关怀的提振。事实上，体育运动和风险防范不是对立的两极，只要把握得当，完全可以结伴而行、共同成长。只有将体育置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在公共财政投入、课程设置、社会认同上给予体育更多、更大的生存空间，校园体育才会像南开中学那样如火如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