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小伙王超杰与东北小伙搭救落水工友不幸遇难。施工方律师称，王超杰是农村户口，只能赔偿19万多；那名东北工人是城市户口，可以赔偿40多万。尽管王超杰事件有了最新进展，工程的最终承包人冯氏彩钢承诺赔偿王超杰家50万元，但事件留下来“同命不同价”的制度反思，却依然发人深省。（5月25日新华网）

　　透过这一事件，我们看到，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户籍制度，依然是条生命价值的“分割线”。上学、治病、养老，城乡有别，甚至衡量生命的价值，城乡亦有倍差。皆是见义勇为，却遭遇“同命不同价”的尴尬，如此不合理状况如果不从制度上去改变，未来还有多少个体命运和家庭悲欢将被深深刺伤？

　　有人说，同命不同价其来有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有城乡差别。但是，上位法《宪法》、《民法通则》等均确认公民的民事权利一律平等，从未规定可以因户籍等不同而有所区别。

　　放眼社会，同命不同价、同工不同酬、同考不同分……因户籍而存在的制度性不公，还在现实的土壤中“开花结果”。不禁要问，户籍壁垒造成的社会弊端，还需要多少新的注脚，才能激发彻底的改革？这是一道社会转型迈向良法善治的时代拷问。如何解答，如何开创“人不分城乡、地不分东西”的局面，是法律彰显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亦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

　　法律和制度必须跟上人类思想进步和时代前进的脚步，否则国家发展与社会运转就会磕磕绊绊。比“同命同价”更值得期待的是，统筹城乡发展，消除“二元待遇”。这是解决诸多政策实践不公的根本之道。但不可否认，弥合城乡鸿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革而化之，与时宜之”，必须从全社会的共识上升为政策实践。没有城乡之别，不能只冀望于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