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近日梳理各地公开材料发现，截至目前，已有17个地区推出省级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决策层近年来多次强调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而许多地方也纷纷采用居住证制度，对城市部分设施和服务先行尝试面向城乡居民公平配置，继而再逐步扩容共享资源的范畴。显然，这些试水之举对优化劳动力流动、合理匹配人才供求颇有裨益，迎合了社会经济的现实诉求。可以预想的是，随着更多地方户籍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包括稳定劳动力供给、提高生产率、拉动内需、延长人口红利等改革绩效将会得到进一步彰显。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从长周期观察取消户籍制度对人口自由迁徙的限制会提振地方经济、倒逼公共服务部门提高效率、加速城镇化进程，但在眼下还缺乏启动这一良性循环的强大动力。纵览海外，西方国家是在兴建廉价公寓、投入教育资源、创造新型工作岗位等一系列基础工作得到夯实之后，才阻止了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破坏、建设无序等问题的蔓延态势，最终实现社会转型的成功。反观国内，此前曾有机构指出，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别为17.6万元、10.4万元和10.6万元，全国平均为13.1万元/人。可见，地方政府须在户籍改革中付出真金白银，以满足大量新增的公共服务需求，改革成本可谓巨大。现在的问题是，各地财政状况普遍吃紧，而若公共资源供给增量无法与大量涌入的新增人口相匹配，必然加剧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稀缺矛盾，尤其是经济发达城市会在户籍全面开放初期面临人口吸纳空间不足的现实问题。

　　由此，户籍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提高地方政府积极性，顶层设计需及时落实好成本分担工作。同时还要切实提高地方财政实力、广泛挖掘资金源泉。一方面，地方政府事权大于财权的局面应得到改观，积极培育地方主体税源，维护各地财政收入的稳定性，通过连带责任、追溯奖惩等制度引导地方政府以长期战略眼光安排基础建设项目；另一方面，中央层面当高屋建瓴地统筹国企红利上缴、相关税收等收益，适度向社保账户和民生设施建设倾斜转移。与此同时，在医疗、教育、养老、铁路交通等领域逐步放开政策门槛限制，鼓励民间资本涉足，给予相应的税费优惠并合理保障其股东权益。

　　其实，取消居民城乡二元身份称谓并非难事，但户籍改革的实质是向全体民众公平提供民生保障，这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的确是一项颇为艰巨的任务，需要通过加强自身财力并联手社会资本力量共同“攻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