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副省长谷春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震动了吉林。媒体近日报道称，这个被视为“十八大”后吉林落马的“首虎”犯事并不是在吉林，而要追溯到他主政7年的辽宁省鞍山市，谷春立主导的大范围暴力拆迁广受诟病，在鞍山留下多笔至今未清的“烂尾”账。

　　谷春立留下的这笔“烂尾”账现在看起来分外触目惊心。为了实现“万水千山百湖城”大鞍山梦，谷春立主导实施“城市再造”工程，前前后后拆扒片区44个，涉及居民92766户。据鞍山市房地产开发办公室2012年9月发布的消息，拆迁还涉及鞍山的54个自然村的48674户农户。抽象数据的背后，是大量烂尾工程和无数遭受非法拆迁至今没有回迁的居民，更有那些无法计算的成本。媒体披露，一些目睹过强拆场面、父母被打的孩子，一度被吓得不敢上学。

　　谷春立疯狂拆迁的原动力在哪里？在其落马后经过媒体的披露，人们知道表面的疯狂之下其实是官商之间的利益计算，但其因拆迁而不断升迁的事实也足可说明，谷春立的疯狂中也包含着对政绩的追逐。

　　一面是官商勾结，而且这种勾结的情势往往还不是特别隐晦，另一面却可能是“能干”、“有魄力”的标志，初看起来似乎无法理解。但如果评判政绩不以法治和民意为依据，骨子里视民众的利益为无物，这又有什么奇怪？

　　有心人当能记得，在谷春立之前，辽宁因拆迁而大搞利益输送并最终落马的官员早就不乏先例。2011年1月，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宋勇的落马和谷春立如出一辙，也是因为在主政地方时和开发商建立了一条利益链，使多名商人凭借其力推的工程成为亿万富翁，同时在征地、拆迁和改造的过程中，宋勇也是惯用暴力手段强力推进，同样引发了上访浪潮，更有村民因抨击“官商勾结”而被以“诽谤罪”判刑。

　　类似案件的教训不能说不深。城市当然是需要改造的，但问题是改造应该由谁来主导，能否突破法律的限制。无论是宋勇案还是谷春立案，公众看到的是一个人说了算，脑袋一拍就是城市规划，大手一挥投资上亿的建筑立即灰飞烟灭，城市改造所带来的“溢价效应”也没有真正惠民，收获者只是官商共同体，又因为台面上的动作，哪怕明显非法、违规的动作，都是公权力在推动，极有可能导致公众和媒体无法监督更不敢质疑。等到黑幕被揭开，惨重的损失和恶劣的影响已经无法挽回。

　　一言以蔽之，从宋勇到谷春立，官场的角色虽然几经变换，但政绩观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未能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把“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作为评价和选拔干部的标准。另外社会治理和城市管理中公众参与的水平仍然不足，无论宋勇还是谷春立，他们的疯狂很少遇到有力的制衡就是一个证明。

　　宋勇之后是谷春立，谷春立之后呢？公众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答案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