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深入到中国西部农业县芥县最为偏远的一所农村学校“云乡学校”，进行驻村研究。

　　研究发现，学生们普遍存在着“反学校”文化。乡间少年对底层学校中的教师，更多的是“瞧不起”；以递纸条、走神、睡觉等方式对抗课堂教学的少年越来越多。（8月17日《中国青年报》）

　　所谓“反学校”文化，一方面意味着，反抗传统的师生结构；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反抗学校的教化功能……无论是蔑视老师，捣乱课堂，还是挑衅作息表和摄像头，乡村少年这一系列行为，所传递的既是对教育“过程”的否定，也是对教育“意义”的否定——至少在某些农村学校，那套由来已久的管制方法与价值说教，几乎彻底失效。

　　事实上，“反学校”文化的存在，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那个说法，即“农村子弟已不再信仰读书改变命运”。现实果真如此吗？诸如云乡学校一类的情况，也许能支持该结论；然而，很多农村学校仍是“应试教育重灾区”，不乏大批寒窗苦读的学子。两相比照，不难发现，农村教育有着鲜明的地域差异。云乡学校式的沉沦，或许并非大势使然，而更多还得寻找自身的原因。

　　云乡学校的特殊性在于，其一贯偏低的升学率，导致学生早早觉得“升学无望”。于是，他们便自我放弃、虚耗时间，果真到最后“无法升学”。堪忧的教学质量，有限的升学机会，动摇了乡间少年“安心读书”的信心。这之后，他们变得焦躁冲动，习惯游戏人生，并通过挑衅正统秩序来宣泄自身的愤懑与绝望。乡村少年的“反学校”文化，根源还在于，学校生活未能成为一种有竞争力的人生选择！

　　而要改变这种尴尬的状态，无疑需要更为实际的努力。比如说，教育资源的分配，更多向农村倾斜；从教育科学的角度，重新寻找农村教学的方法论。除此以外，我们同样有义务提供，有别于传统“升学进城”模式的替代性方案，来给农村孩子提供多元的、开放的机会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