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师收入差、地位低的尴尬现实使少年们不断强化了读书无用的逻辑，少年们对读书有用与否的衡量，直接换算成现实的经济收入和地位”，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李涛先生深入西部某县最为偏远的一所农村九年一贯制学校进行为期近三个月驻村研究当中得出的一个结论。（8月17日《中国青年报》）

　　从现实语境考察，我们的教育大致可分成两类：教育和乡村教育。或许有人认为这样的分类不符合语法逻辑，正确的分类应该是“城市教育”与“乡村教育”，两者都是教育的外延。其中，乡村教育和教育之间应该是从属而非并列关系。人们诚然没有办法去否定语法意义上的分类，可反观现实，人们，甚至包括官方口径中所讨论的教育问题，更多地是以城市教育为心理预设的，于是“乡村教育”从概念上已然“上升”为和“教育”平行的宇宙，这位关于李涛博士的研究报道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出现这样的尴尬，显然和长期以来包括农村教育在内的农村问题被忽视密切相关。这不仅仅意味着政策上的不均衡，同时也涵盖了新闻报道的选择性。李博士的驻村研究当然不可能真正做到全面客观，可只要是能够让人们看到“乡村教育”的冰山一角，只要是能够做到“片面的深刻”都已经非常地不容易了。因为透过这篇报道，人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乡村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与“乡村少年”现实认知之间的强烈反差，同时这种扭曲的认知和“乡村教育”育人方面存在的天然缺陷又恰恰直接相关。

　　那么，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出这样一种画面：由于学历、能力和水平的差异，好一点的教师更多地选择了进城务教，或者外出打工，并且他们实现了愿望；差一些的教师即便是想离开乡村却由于自身原因迈不过高高的进城门槛，甚至于连外出打工的勇气都没有，万般无奈之下选择了乡村任教。这样一种“物竞天择”的过程让乡村少年看在眼里，得出的结论就是“即便是我们的老师，也是选择人往高处走的，选择留下的老师肯定是最差的，选择下乡支教的老师肯定是傻子”。于是，教师流动的城乡选择对乡村少年直接造成了“趋利避害”的“反德育”教育，而这才应该是乡村少年“反学校”文化的成因。

　　随着教育优质资源，尤其是优质的师资向城镇、城市单项流动的加剧，乡村教育，尤其是乡村教师配备上难以避免地出现“马太效应”，于是乡村学校里微薄的收入、低下地位和渺茫的前途几乎难以留下优秀的教师，甚至难以留得下教师，能留下的又究竟能在社会认知和品德教育方面有何作为？因此，学习基础和兴趣本来就不咋地的乡村少年所接受的乡村教育，究竟会是怎样水准和质量的教育，究竟能否真正实现德“智体全面发展”已经不难想象了。那么，当乡村少年面对这样窘迫，甚至于缺乏起码的尊严和保障的“乡村教师”之时，他们又何以燃起读书的兴趣？

　　尽管李涛博士敏锐地发觉，并且尖锐地指出了当前“乡村教育”所面临的种种尴尬，但这种考察从始至终都没有脱离城市教育的预设背景，在他看来，地处广袤农村的“乡村教育”，有如来自山海经里的爪哇国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亟待破解“城乡差别”，然则这种始终由城市高地俯视乡村教育的视角如果始终不能改变，新闻媒体这种“眼里只有城市”，农村有如“海外大荒”的传播观念不能改变，农村教育均衡化岂不成了天方夜谭？

　　文/胡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