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在实体经济疲软以及风险的层层传递下，银行在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央企、国企趋之若鹜的同时，却在或明或暗收紧民企、中小企业等群体贷款，“政府背景”再次成为信贷避风港。

　　这一景象俨然是国企超需求融资的又一个轮回，在2008年我国经济遭受次贷危机冲击并于2009年推出四万亿元刺激政策时，其时商业银行亦是将绝大多数信贷资源配置给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

　　事实上，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尽管资产规模相对较大、且享有较多的政策便利，但是，其实质性的运营效率、赢利能力及信用评估，却并不一定比中小民企强。否则，在上一轮四万亿元刺激政策之下，怎么会导致至今仍难以解决的巨额地方债务呢？而所谓“政府背景”企业之于“稳增长”的必要性，这一点我们固然有必要相对承认，但是，归根到底，无论是基础设施投资、还是民生保障类的投资，在经营权益性质、财政贴息等优惠政策锁定的前提下，整体仍然应遵循市场化路径，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在上述两点进行辨析之后，国企之所以能够超需求融资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是商业银行针对国企信贷审核的软约束。

　　众所周知，在五大行自2003年起陆续IPO上市之后，商业银行的整体运营效率已经大幅提升，信贷流程更为全面，审核也更为严格。但有一点至今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那就是相对于民营企业，商业银行对具有“政府背景”企业的信贷审核依然存在软约束。

　　具体而言，近年来在实体经济持续疲软之下，一方面，商业银行对于中小民企的信贷审核益加严格，除了普遍性的固定资产抵押，更催生出民企与民企之间的互保、联保等，而且一旦发生贷款逾期，视逾期金额的大小和期限的长短，放贷员、支行分管行长、甚至分行行长亦须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处分。

　　但另一方面，对于具有“政府背景”的政府融资平台、央企和国企，绝大多数商业银行往往又会天然忽视甚至无视其风险，因为放贷给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即使贷款逾期也能很顺利地进行滚转和展期，最终哪怕发生坏账，具体责任人也不会有任何道德风险，更能因“均为体制内”而大体不必承担相应责任。

　　故而，针对国企信贷审核的软约束，才是再次造成国企超需求融资的根源所在。而欲对此进行破解，很显然，除了应进一步强化商业银行的风险管控外，更为重要的是，应持续加大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力度，通过放宽民资进入银行业的门槛等，倒逼国资背景的商业银行提高风险意识，并逐步扭转针对国企信贷审核的种种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