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申请助学金，交贫困证明还不够，还要在全班同学面前讲家里有多困难，太伤自尊了！”沈阳大学某学院学生小刘自从在同学面前讲了自己最羞于启齿的家境后，常常觉得抬不起头来。（10月16日《沈阳晚报》）

    读完新闻，我隐隐为这位可能“不擅言辞”的贫困生而焦急，如果因为不愿去述说贫穷就将失去对等救济，只能说大学里的演讲比穷是一次失败的“票选”。既然是票选，就或多或少地将裹胁有人情因素。单一的公开表达与可能的人情支配，足以让沈阳大学该学院的“公开公平”诉求摇摇欲坠。

    贫穷固然不是耻辱，但诉说贫穷一定是种与隐私和自愿有关的方式，而获取救助是否就必然需要让渡个体尊严？无论如何，国家层面上的贫困生资助，首先都应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既然获得救助是天然的权利，那么它就应该以体面的形式而出现。我们无法去想象那些心有不愿者于演讲席上的艰难述说，也注定会越来越难以接受此种去权利化的简单化路径。

    时至今日，我们当然不必装模做样，来对大学里的“票选贫困生”行为表示莫名惊诧。在此之前，贫困生不允许配置电脑与手机的新闻都曾出现。可即便高校与世俗间的围墙不复存在，它也应有着对于残余气质的主动呵护。只顾及结果不重视过程，或许已成为随处可见的“围墙外逻辑”，但有着象征意义的大学不能不做正派的“小社会”。所谓正派社会，指至少不要让制度羞辱到任何一个人。

    具体到大学贫困生认定，一种可能支付更多成本但显现人性化的安排就尤为必须。大学贫困生认定其实没有渲染的那么难，难的是高校管理者是否愿意去不打搅地洞见每条贫困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