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河口县有一个名为“中国—东盟河口国际旅游文化景观长廊”的项目，总投资额为2.7亿元。但在3年之后的2014年5月23日，该项目却开始动工拆迁，拆迁补偿费用保守估计要3亿元左右，高于它的建设费用。

    按照河口县官方的回应，该项目因“沿河商铺严重影响了景观，成为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相关新闻见本报今日AA13版）

    斥资2.7亿建成的中国—东盟河口国际旅游文化景观长廊（以下简称“文化长廊”），不到3年却准备再花几个亿拆除。公共资金的投入，如此随意，着实让人吃惊。但更该追问的还有，当地政府为何在“文化长廊”的建设上缺乏长远规划与有效程序制约。

    根据新闻中的说法，建“文化长廊”的反对声其实不在少数。比如有官员认为，项目牵涉边境，协调问题困难。但从结果来看，这些意见，显然都被当成了一种落后的意识。程序协调的困难被“政府特批”所克服，一切程序中的瑕疵，也随着工程的迅速展开，而在行进中补充。显然，当地政府打的是这样一种算盘，只要“文化长廊”切实带来了好处，做强做大，有谁还会计较工作方法的问题？

    现实与愿景相违。“文化长廊”由于缺乏严谨的科学论证，终究沦为了一场“镜花水月”。被迫将拆除的悲剧命运，又将搭进数额不菲的财政资金。换言之，云南地方政府，用五六个亿的资金，在这块土地上兜了一个大圈子。那么，需要讨论的是，在这样一个兜圈子的游戏中，哪些人又该为此担责？梳理近期相关报道可以发现，这种决策失误，远非一地现象。比如吉林省吉林市投资3亿的客运站，建成之后由于地理位置偏僻，无人愿去。再比如湖北武汉的楚文化浮雕群，建成没几天又匆匆拆除。

    显然，发展要讲究规划，虽是一个被说烂了的常识，但执行起来，并非易事。因为很多时候，打败常识的往往是权力。对一座城市来说，主政官的影响非同小可。如果他要强行上马项目，其他人就算有意见，也很难实现有效监督。不过，以行政常识而论，同级制约地方长官故属难事，更高层面的项目审核，相关程序的审批理当发挥作用。但在云南省河口县“文化长廊”建设中，这一切的制度藩篱，却集体失守。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所以，拆除“文化长廊”不意味着问题的结束，而应该视作一个解决问题的开始。因为纠错诚然重要，剖析与追责也不可或缺。当主事者逍遥在外，不承受一点儿应有的责任，后来者又怎会在干工作时，多一些冷静的思考？唯有深挖“文化长廊”的建设问题，严肃处分相关人员，学习去年10月安徽省通过的领导干部决策失误追究机制的经验，堵住云南省在项目审批上的制度漏洞，才能以此为教训，警示后来者，遏制“文化长廊”现象的轻易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