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隆林德峨镇14岁男孩杨六斤，6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4年前爷爷奶奶相继去世，他独自生活。他的故事在广西电视台播出，6月6日，深圳康桥书院两位义工，把杨六斤接到深圳，学校准备资助他读书。6月20日，杨六斤堂哥、镇政府干部、原学校校长和广西电视台记者来到深圳，要求将杨六斤带回广西，表示其现在已经是公众人物，需要他回去处理事情，包括捐款。然而，杨六斤已经喜欢上在深圳的生活，表示不愿回去。（6月23日《南方都市报》）

　　孤儿杨六斤从“弃儿”到“宠儿”似乎只在一夜之间，“弃儿”与“宠儿”的一字之别，除了社会良善与爱心令人感动之外，出现的“跨省抢夺”又令人不胜唏嘘。在媒体报道之前，杨六斤被置于遗忘的角落，到底谁是他的监护人，谁来抚养他？从新闻的内容来看，似乎除了他的堂哥杨取林每周给他10元生活费兼零花钱之外，事实上处于放养状态，自己照顾自己，吃野菜充饥，还学会捕鱼改善生活，而他的上学与生活救助问题并没有人来解决。显然，所在镇政府存在救助义务的缺位。

　　不得不说，社会公益爱心正是这种缺位最有效的补充。然而，媒体的介入与放大，似乎击中了地方面子的软肋。如果作为缺位的补救，地方政府理应在落实监护制度、解决上学问题和给予实质性生活救助上下功夫，并通过杨六斤的监护人跟深圳给予资助的爱心义工协商，在尊重孩子意愿的前提下，达到一个相对妥善的方案，而不是越俎代庖赤膊上阵，代替监护人和孩子决定。事实上，杨六斤并不愿意回去，而给予他直接帮助的康桥书院不仅有继续帮助他的意愿，两名义工给了孩子很好的照顾，让他找到了家的感觉。

　　特别是在涉及社会爱心人士的捐款上，不能直接代为处理。遗憾的是，当地政府非但对如何解决与安置杨六斤的问题只字未提，反而恰恰在社会捐款这个有瓜田李下嫌疑的重要环节直接插手，不免让人怀疑就是奔着钱去的。虽然，从监管的角度来说，政府及所属的民政部门有责任监督杨六斤善款的合理使用，但并不是直接来“切蛋糕”，多少钱用来解决生活，多少钱用来上学，甚至是花多少钱给孩子建新房。毕竟建房并不是当下必需的，况且有房子也解决不了谁来照顾的问题。应当针对捐款，确立“隔手制”，确定可以使用的范围，并形成代管协议，必要时还可以进行司法公证，保证杨六斤的正当权益不受到侵害。

　　“跨省抢孤儿”中的缺位与越位，仍是权力管控在救助与社会公益领域的一个缩影，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政府的强制不仅给这些需要救助的对象带来可见的伤害，同时，也缺少对社会公益最起码的尊重，剥夺掉了社会公益参与的权利，使得公益爱心似乎只剩下捐钱的义务，这无疑对社会公益爱心也是深深的伤害。此外，这也是政府救助体系如何对接社会公益的一个缩影，个案表明如何确保对接渠道的畅通，既需要有效约束政府的权力，也需要从法规的顶层设计中，健全规则，将救助与公益放置在法治的体系内调节，让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