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报告公开之后，重要的不是避重就轻地为问题辩解，也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简单整治，而是应该从财政制度、预算安排等制度层面入手，改进完善审计问责制度，才能最大限度避免一些问题或一些单位“年年审计年年犯”的怪现象。

　　6月24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1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报告披露，审计署在2013年各项审计中，发现并移送涉嫌重大违法违纪案件314起，涉及1100多人；违规列支“三公”经费和会议费、违规建设楼堂馆所，以及虚报冒领、骗取套取财政资金等问题仍然突出。

　　国家审计署公示审计结果，把违规违纪行为暴露在阳光下，是取信于民的明智之举，但在每年“成绩单”公布之后，却鲜见喝彩之声，反而是批评指责之声不绝于耳。盖因公众始终存有这样的疑惑：一些部门机构可谓年年审计年年犯，屡屡“上榜”，却没有整改措施，问题审出一堆，但很少见到有人被问责。看多了这样的审计公告，公众就很难把审计出的问题与相关责任挂起钩来，以致渐渐患上了“审计疲劳症”。

　　从西电东送工程，到中投等3家大型金融企业，再到中石油、华润等11家央企，审计在打“老虎”拍“苍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审计机构终究不是专门调查和审理腐败案件的专职部门，靠“审计风暴”反腐，毕竟是在“生米煮成熟饭”之后，人、财、物的损失已经很难挽回。因此，确切地说，人们对审计报告有微词，其因并不在审计本身，而在于审计之后缺乏严格的问责机制。

　　作为一种事后查补，往往是“法律留下一个针眼，审计牵出一头猛虎”，因此，对审计查出的问题必须真问责严处理。现实中，对于“审计问题”之类，往往是部门对单位问责，上级对下级问责。从现实来看，只有完善审计及其问责制度，完成从行政问责向法律问责、从组织问责向个人问责等转变，才能扭转目前审计与问责脱节的现状。

　　当然，审计机关已将结果披露出来，并从体制机制制度层面分析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这已经为问责奠定了基础。如将审计问题的整合归纳，对问题有针对性地分析，对重大资金执行情况做出充分解析，这既是对审计制度的完善，同时也是在更大范围内解决制度层面的问题。因此，审计报告公开之后，重要的不是避重就轻地为问题辩解，也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整治，而是应该从财政制度、预算安排等制度层面入手，改进完善审计问责制度，才能最大限度避免一些问题或一些单位“年年审计年年犯”的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