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凌晨，媒体发布了“网络炫富女”郭美美涉嫌赌博犯罪被刑拘案的始末。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随后发布了多条微博，表示“三年谣诼也许并非一朝能清除”，但在昭通地震营救的关键时刻，“请忘记郭美美”。

　　郭美美涉赌落案，澄清了“傍名”红会、恶炒上位的事实，“躺枪”的红会像蒙冤昭雪的孩子一样，放下信任危机的负累长吁了一口气。

　　郭美美的谣言触动慈善信任的“多米诺”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谣言的终结虽可以为单纯的个体事件画上休止符，却无法替代对慈善透明与信任的反思。就红会而言，“郭美美事件”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舆论澄清到成立社监委，从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到社监委职能的再定位，一次又一次的努力，都因为“自证清白”的尴尬最后无果而终。相反，一次又一次的折腾，在红会难以差强人意慈善信息公开的语境中，被一而再当成了诟病的标靶。在前后长达3年的时间里，公正而具权威的第三方强有力调查始终缺位，也加剧了社会的怀疑。

　　“郭美美事件”之后，嫣然基金、壹基金等多家慈善机构，都相继陷入“曝黑”的漩涡，公益慈善的公信力不断遭遇到挑战。表面上看，它们与红会“郭美美事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就手法而言几乎如出一辙，靠的都是微博曝光和舆论发酵，唯一不同的是郭美美的“炫耀”更香艳更具挑逗性。这些事件，不管是谣言还是爆料的监督，都畸生在慈善说不清道不明的环境中。慈善体制的软肋，使得它们成为“病毒”攻击的后门。

　　某种意义上讲，“郭美美事件”还是中国公益慈善发展进程中的必然，没有“郭美美”，也还会有“张美美”、“李美美”。一条微博、一段谣言能够摧毁一个公益机构、影响整体公益慈善，不是谣言太恐怖，也不是公众太盲目，归根到底还是慈善太孱弱。在公众目力难及、运行缺少规则的环境下，建设慈善公益的信任远超过了单个公益慈善机构的能力。

　　“忘记郭美美”难纾慈善信任焦虑。公益慈善的信任并不来源于某个公益机构，而是来源于制度机制与运行规则构筑起的制约有力、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整体环境。眼下的困境，急迫要求国内慈善公益顺应社会发展，推动公益慈善的社会化。一方面，政府应进一步转变职能，放权社会，政府应加快慈善公益退出步伐，实现“管办分离”；另一方面，加快立法进程，逐步完成社会公益的权力治理向法律治理的华丽转身，让所有的慈善公益都在同一规则下运作，接受政府部门监管、社会组织和公民监督。慈善公益改革在路上，还需要加快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