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新京报》披露，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解释文件，该解释有望在本月内出台。在该解释文件初稿中，疲劳审讯、诱供、指供、威胁被告人、威胁证人等变相刑讯逼供等行为将被视为非法证据，法院应予以排除。

　　其实，类似消息并非初见。比如，2010年，两院三部出台规定首次明确，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言和口供，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应予以排除；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继续明确，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意见”指出，采用刑讯逼供或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

　　当然，从最新报道的内容看，拟议中的相关规定更加完整、明确、具体，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准备将疲劳审讯等行为也确认为“变相刑讯逼供”，如此定性之后，以疲劳审讯等方式得来的口供将被作为非法证据而予排除。这的确算是一个好消息。

　　刑讯逼供也好，变相刑讯逼供也罢，由来已久，广受诟病，客观上也确实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自2005年出现佘祥林冤案以后，在舆论推动下，有关方面对这个问题还是重视的，因此才有上述规定的陆续出台。但再好的规定，若没有靠谱的措施确保其落地，也只能是白纸一张。比如，警察关起门来搞疲劳审讯，你如何认定他是在变相刑讯逼供？寄望于警察“自觉”是并不靠谱，监控录像在关键时候有时也是靠不住的。唯一的办法，是落实律师在场权。

　　之所以说“落实”而不是“赋予”，是因为律师在场权本身就有法源依据。“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是一项宪法权利，而律师在场权是辩护权的内涵之一。而且，它不仅是被告人的权利，也是律师的权利。所谓律师在场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其狭义是指：犯罪嫌疑人在受到刑事侦查讯问时，有要求律师在场的权利，律师不在场讯问所取得的讯问笔录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同时，这也是受托律师的执业职责所在。

　　律师在场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定权利，但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这样的权利却未得到确认。昨日的报道称：对于在非法证据排除过程中辩护律师的作用，该解释还将明确死刑复核案件讯问过程中，律师的在场权问题。这说明，有关方面对律师在场权这个问题，已有所松动，这是好事。严格来说，死刑复核案件讯问过程的律师在场，并非律师在场权的应有之义。所谓律师在场，首先是指被告人失去人身自由后的侦查阶段的律师在场，因为刑讯逼供一般而言主要发生在这一过程中。

　　其实，三年前，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就承接了一项联合国资助的项目，在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进行侦查阶段律师在场监督的试点，据称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也得到了大部分办案民警的赞同。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加快律师在场权的全面落实呢？毕竟，真想禁止疲劳审讯等变相刑讯逼供的发生，确保律师在场是最好也最简便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