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公安工作，我经常问自己：群众的安全感从哪里来？回答好了这个问题，才能交出一份让群众满意的答卷。

　　安全感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却取决于很多客观的因素。去年9月，我参加了一个座谈会，跟群众一起聊交通管理问题。从普通司机到公交公司老总，大家都有话要说，甚至连摄像同志也放下机器发言。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不管什么问题，只要涉及群众利益、关系到群众感受，都是我们要花工夫、动脑筋、下力气解决的。

　　可以说，有良好的公共秩序，公众感觉生活、办事都能掌控、可预期，甚至能放心、舒心，这才有安全感。比如，偷盗拐骗可能是“小案子”，但对于受损失的群众来讲就是100%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同样也不能让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在一个个“小案子”中流失。所以，要重视大案，也要多破小案。再比如，平时工作生活中，群众看到身边有“穿警服”的就觉得踏实，因此我们多开展“驻社联巡”活动，通过提升见警率、管事率，让群众增强安全感。

　　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可以把握好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群众”，另一个就是“法治”。

　　公安工作是最直接的群众工作。切实从“数据上的平安”转变为“群众感受上的平安”，公安工作才能取信于民，公众的安全感才有坚实基础。其实，群众的力量，也是公安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著名的“枫桥经验”发源于我们绍兴，其成功之处，就在于紧紧扭住群众工作这条主线。现在，我们也拥有了很多“枫桥式”派出所，就是希望能依靠群众化解矛盾，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在此基础上，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健全公众参与机制，营造出社会治理人人参与、社会平安共建共享的氛围。

　　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是理念，也是方法。当然，还需要有制度化的保障和支撑。这不仅体现在“于法有据”，更体现在对社会秩序和价值理念所起的稳定作用。公安机关作为国家重要的执法部门，是法治建设的先行者和践行者，必须牢固树立法治信仰，首要一点，就是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化解矛盾、协调利益。正确处理维稳与维权的关系，特别是正视当前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的突出矛盾，把握好合法和非法、合理和无理的界限，有区别地纳入法治轨道。积极推动党委政府建立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群众合法权益保障机制，让群众通过法定程序来表达诉求、解决纷争。

　　给群众以安全感，是公安部门的责任，也是最基本的行政伦理；公众的安全感，不仅是公众的心理需求，更是全面小康的重要一环。坚持群众路线和依法治理相结合，才能不断提升公安执法能力和公信力，有力维护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作者为浙江省绍兴市委常委、公安局长）